交通事故认定书法律地位之再检讨

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勘验鉴定包括交通行政机关的勘验鉴定与其他社会鉴定机构的鉴定，事实上，其他社会鉴定机构的鉴定与交通行政机关的事故成因分析乃不同性质之判断。至少，交通行政机关依职权主动对事故的成因分析的中立性受到质疑，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被成文法赋予技术鉴定地位时却没有受一些鉴定基本规则的制约，致其表面信度受损。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勘验鉴定应当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在中国语境下，为救济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对事故成因分析应当可以提出行政诉讼。     

再谈水牛习惯性膝盖骨脱位——答魏永昆同志的商榷

魏永昆同志对我们撰写的“水牛习惯性膝盖骨脱位的部位和原因探讨”一文提出了不同看法。现就其主要论点与魏永昆同志再次商榷。(一)膝盖骨脱位的部位 根据其脱位的方向,可分为上方、外方和内方脱位,习惯性脱位属上方脱位,故有习惯性膝盖骨上方脱位之称。魏永昆同志将习惯性膝盖骨脱位于股骨滑车内侧嵴上方的称“内方脱位”,脱位于外侧嵴上方的称“外方脱位”。那又如何区别于真正的内方脱位和外方脱位呢?笔者认为还是称脱位于股骨滑车内侧嵴上方或外侧嵴上方为好,以免混淆。(二)习惯性膝盖骨脱位发生的原因 养马地     

“两手硬”是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经受着时代的考验,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执政党在全局领导工作中自觉运用邓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这是提高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只有全党“两手抓”的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真正实现了“两手硬”的要求,才能够有效地防止全局领导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才会有显著的提高。这就需要     

七十年代菲律宾的农业发展战略与农业问题

菲律宾是一个农业国家,七十年代末期,农村人口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1980年底,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为905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50.1%。菲律宾有可耕地1,400多万公顷,到1978年已耕地约为1,200万公顷,约占可耕地面积的86%。战后以来,由于菲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国民经济,改造经济结构,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渐上升,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以1972年固定价格计算,农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46年的44.3%降为1981年的25.6%,同     

开拓世界银行地方贷款渠道 促进我省外向型经济建设

一世界银行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的统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金融机构。其经营目标不以盈利为主,而是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自1980年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成为其成员国以来,到1990年财政年度,已与世界银行达成贷款83项,签约额92.     

毛泽东体育观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对体育的酷爱和深刻见解在世界伟人行列中也是少有的。毛泽东一生以不断进取的姿态热爱体育锻炼。他从幼年开始直到晚年,从未间断体育活动。他倡导体育运动,研究体育理论,勇于体育实践。他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至今仍是中国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方针。     

水牛难产类型的调查

产道、胎儿、产力三要素中,任何一项发生异常,胎儿娩出都会受到阻碍,引起难产。水牛难产时,三要素异常的比例,目前尚未见统计,现将我院兽医院出诊以及生产实习时收治的116例水牛难产类型及取胎方式列表统计并说明如下。 (一)水牛难产,主要是胎儿性难产,为84例,占72.41％;产力性难产20例,占17.24％;产道性难产12例,占10.35％。 (二)胎儿性难产中,胎势不正发生率最高,占57.76％,其中又以胎儿头颈姿势异常最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反对“左”和右的错误

解放思想,反对“两个凡是”,纠正“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解放思想不是只反“左”不反右,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就领导思想来说,重点是防止、纠正、反对“左”的阻力和影响,就不同地方、     

菲律宾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的实施设立一个有效力的中央土改局 1963年8月以前,菲律宾把土地改革分散给各级地方组织去负责,中央没有一个对土地改革负有最后责职和最后权限的权力机构,而只有负责处理有关解决租佃和安排新土地这些问题的各种机构。佃农分得土地绝大部分是限于土地争夺激烈的地区,重点是放在分配那些没有多大价值的、社会名流不(干心)兴趣的公有农地。     

略论王安石的人才政策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封建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他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变法改革。在担任宰相的期间,他起用一大批改革派人士,大张旗鼓地兴利除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新法。王安石变法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列宁曾称誉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全集》第10卷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