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梦想与苏联马克思主义

1619年,年轻的笛卡尔有三个梦想,由此形成了他后来的知识论。几百年后,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青年马克思有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梦想,即人类将最终在实践中实现人类繁荣这个古老的梦想,或者说作为个体的人类将在历史空间中实现完整的自我发展。马克思逝世后,他的梦想仍然很有影响力。本文将从一位外国观察者的角度提出一系列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评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反黑格尔主义的。与此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黑格尔主义的,围绕马克思的学术努力,在转向工业社会的研究中基于黑格尔的观点重读并修改了马克思的思想。实现马克思梦想的努力如今正在中国展开,我们期待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能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有效促进马克思关于人类繁荣的梦想的实现。     

当代灾害和灾害人类学研究

灾害是来自自然界、被改变和/或被建构的环境,以及产生社会经济脆弱性条件的、有潜在破坏性行为的一个过程/事件。灾害研究涉及、影响和关注到一个社会所有方面与环境的关系。环境抵抗性、韧性以及适应性,已经成为减少灾害对社会实际的或未来的灾害影响的重要理念。在经济、社会、人口、意识形态和科技因素共同作用下,灾害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错综复杂。重建以及减少脆弱性、气候变化应成为灾害人类学家重点关注的两个版块。灾害植根于人类社会中,怎样从政策研究转移到实践研究,是对人类学特有的理念和方法的挑战,作为人类学家,我们应该做好应对和接受这个挑战。     

重新犯罪实证研究

法理学的另一种分法是将其分成特别法理学和一般法理学。特别法理学关注的是某一法律制度的基本假设,而一般法理学涵盖范围则更宽。按照奥斯丁（Austin,1790-1859）的看法,一般法理学研究成熟法律制度所共通的“原则、观念和区别”。本书所确定的研究范围是英国法中先例的运作。     

女性的法律生活 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

朱迪斯·贝尔认为,现今的女性主义法学界没能有力地回应女性生活中所面临的严酷现实,女性主义学者们从主流的智识辩论中抽身出来,反而把自己边缘化了。在本书中,贝尔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女性主义法学框架——这一框架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将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重新焕发了女性主义的实用价值。     

跨国缉凶

利奥·拉法吉是一个跨国罪犯,现年35岁,曾涉嫌敲诈、武力抢劫、伤害、拉皮条、贩卖毒品和谋杀等罪行,被捕过不下23次,他的犯罪档案都存在法国警察局。 虽然他经常出入警察局,但真正蹲监狱只有一次——因敲诈被法国警方判了三年刑。可是出狱     

文化——以文“化”人

我们可以制定出各种规章来限制人在公共场合的具体言行,使它接近于文明。但是,在人的一个更深的肉眼所看不见的世界——心灵,规章却无能为力。在心灵里我们可以用“文化”从内部塑造它,使人自然主动地按规范做人做事。     

声学所——改革三部曲

成立数字系统开发部,在科研与生产间架起桥梁——实行招聘制,打破铁饭碗,这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改革途中已经跨出的两步。他们正准备跨出第三步,看来是艰难的一步。     

韩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经过将近20年的沉寂之后又迎来了春天。最近一个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院的建立就反映了这一点（这里是指国立庆尚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译者按）。自殖民时期（1910-1945）开始，韩国就拥有较长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而导致当前马克思主义复兴潮的主要因素包括：第一，资本主义两种理论——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循环的结束，它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尤其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足以击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无法替代的认识，重新激发人们探索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热情；第二，历史上，斯大林主义限制了马克思兰义研究和在韩国的发展，斯大林主义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则为探索社会主义的新起点铺平了道路。     

批判施塔姆勒

韦伯写作这些评论时，施塔姆勒（1856-1938）还是哈勒大学教授。随后他被召至威廉德最高学府柏林大学，并获得一个在德国大学体制中声望崇高的教席，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几部法学著作（Stammler，1902，1911，1922）奠定了施塔姆勒的学术声望。     

欧洲法律史——全球化的视野

将欧洲历史置于全球化视野,对于"如何书写欧洲法律史"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是必要的。本文试图重构"欧洲法律史"学科的自我认知,界定欧洲概念,勾勒出"欧洲法律史"学科在战后欧洲形成进程中的重要时刻,探讨目前既有欧洲概念的智识基础,继而讨论该传统的一些问题和分析缺陷,提出尝试建立一种在方法论上能够反映出跨国性特征的法律史,从而将欧洲视作世界性的区域,一个具有开放边界、众多重叠区域的重要法律空间,而非仅仅将其视作一种先入为主的空间研究框架。就如何把对欧洲的区域性关注与全球视角相结合的问题而言,一个具有全球视角的欧洲法律史必须依赖地区研究成果,在一个研究全球化的时代,在一个被迫或主动接受英美学术实践的时代,保留、培养不同的理论和概念,以保护和促进认识的多样性,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