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

党内有关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1949年建国以后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第二次是五十年代中期.两次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工会对待工人当前现实利益应取的立场和方针上. 一、两种不同的认识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和领导、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己任,团结工人向资本家,向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工会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其社会地位、作用,以及与共产党各级组织、国有企业行政的关系等就成了一个新的课题.     

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偏差的一个理论原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指出,我国五十年代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决议》同时也指出,在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主要表现是:“在1955年夏季以     

小平同志的“不争论”方针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遇到的是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最根本的是姓“社”还是姓“资”问题。邓小平采取的方针叫“不争论”。日夫科夫曾说过,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保加利亚改革时,“对于许多人来说,同旧的事物、同被弃置的体制的表现决裂是一场深刻的内心抉择。……有人赞成,有人怀疑,也有人反对”。因此,保加利亚“许多正确的决定都遭到了失败”。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党内就改革的重大步骤达成高度一致,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当时反对农村最早出现的包产到户的人,不在少数。1979年6月18日,万里在出席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     

苏共二十大与毛泽东走中国自己的路

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道路,直接起源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由于时势的变故,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估前后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因而又直接影响着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     

应当合理地理解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述分不同场合:内部讨论比较开放,私下谈话最为自由.以公开发表最为谨慎.其重要原因,既有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局面,更有当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改革开放30年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早有反思,对之评价更为合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对此亦已作出了实践评判.     

张闻天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思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一大、二公、三纯”的迷途上越走越远。张闻天在逆境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自己的思考,批判了“把生产关系当作拜物教”,“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错误观念。他明确指出:“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他认为,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允许劳动好的人先富裕起来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发展经济,正确建立共产党同国家的关系。     

中共高层对“包产到户”认识的转变

杜润生是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是直接参与领导我国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1978年以后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少数健在者之一。人民出版社新版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是杜润生在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修订再版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

1962年年初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是以总结三年“大跃进” 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为会议指导思想的;同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是重新确定以阶级斗争作为指导一切工作的纲。此时,重新修订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及其在“文化大革命” 中的命运,不能不与党内高层在这个短暂时期指导思想上的变化和矛盾直接相关。     

“不要四面出击”是个战略方针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规定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由于种种原因。经过两年半的时间,就不再提及了。因此,这一方针往往被人们理解为只是由于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策略性的方针口号,即只是简单地为了孤立打击当时主要敌人的需要。历史表明,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不要四面出击”首先是个战略方针。一“不要四面出击”是七届二中全会战略构想和战略部署的要求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大局已定,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全会的中心任务,是确定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大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