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问题及对策

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作为会议的主题,提出"文化兴国"战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主张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高等院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以及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来分析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问题以及对策,以其寻求校园文化建设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开创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社会交往的利益原则

人生活在社会中,有着多种身份和角色,必然要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利益关系,与之相对应就应该坚持不同的利益原则。经济生活中要坚持等价交换,集体生活中要坚持集体主义,私人生活中要做到互利互惠,公共生活中要热心于公益慈善。总之,不同的领域应当倡行不同的利益原则,如此才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羁押必要性司法审查机制探究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设立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制度,凸显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措施的中国特色。羁押必要性的继续审查既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同时又明确了刑事诉讼各阶段办案机关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责。     

新时期促进党外干部成长的路径探索

党外干部是我国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新时期,关注党外干部成长,加强党外干部队伍建设,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基础,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组织保证。促进党外干部成长须依靠多方合力,明确发展方向,搭建发展平台,加强教育培训,注重自身修养。     

式微与重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述评

发生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被看作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变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标志。本文试图从旧形式的宗教制度的式微与世俗生活的兴起,从人们的行为与社会结构的互动等层面,对宗教改革的原因、重要人物及其意义与影响进行相关分析与评述。     

基于犯罪预防的城市规划研究与启示

首先分析我国当前城市安全问题以及环境设计预防犯罪手段的缺失,提出城市安全需求下通过城市规划研究与设计来预防犯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对比国内外有关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研究开展及应用状况,分析国内在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我国城市规划在犯罪预防研究方向的发展建议。     

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中农民权益保护研究

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的深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中农民权益保障问题亟待解决.通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物权性和社会保障性分析,阐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理论基础,剖析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中农民权益缺损的制度瑕疵,从农民利益出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进行立法、执法,司法及法律监督的制度构建.     

把严复思想带到更远的地方

<正>观看严复主要译著、信札、家书以及严复用过的打字机,与录制有由严复作词的清朝国歌《巩金瓯》的八音盒“亲密接触”……1月5日,在福建省纪念严复诞辰17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配套活动之一“科学与爱国——纪念严复诞辰170周年文物展”上,大量珍贵文物吸引了参会嘉宾的目光。“严复先生是从福州走出的思想大家,是‘闽都’近代的骄傲。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严复,就是要更好地继承他‘开眼看世界,以笔醒山河’的思想和事业。”这次文物展的策展人和主讲者是福州市政协委员、严复翰墨馆馆长郑志宇,展品也均来自严复翰墨馆。     

经济下行期如何关注心理健康

<正>健康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经典问题,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结构变化的新阶段,这一问题被赋予了新涵义。进入2024年,国内互联网企业的“降本增效”浪潮仍在进行。近日,北京某家互联网公司裁员的消息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家巅峰时期拥有超过2000名员工的公司,如今仅剩不到600人,裁员比例超过70%。今年1月,多个全球知名的互联网巨头宣布了大规模裁员：亚马逊裁掉1.8万名员工,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裁减了1.2万人,微软和Meta也分别裁员约1万人。一系列裁员事件不仅是缩减成本,也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企业发展信心受挫、市场不确定性以及行业增长放缓。     

梅贻琦：现代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

<正>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不仅针对当时的中国教育旧弊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且在教育已经“跃进”的今天来看,也是熠熠生辉。梅贻琦（1889-1962）,祖籍江苏武进,生于天津,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45年筹备复校,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中国台湾筹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