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金大数据要抓好“四个层次”

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数据监控体系，掌握发生了什么、程度如何，做到“知其然”。具体来说，首先是要“观天”，观察行业整体趋势；再是要“知地”，了解竞争对手的表现；最后是要“自省”，自身做得怎么样了。在这一层上，分享两个观点：1．数据是散的，看数据需要建立分析框架。零碎的数据很难发挥出真正的价值，把数据放到一个有效的框架里，才能发挥整体价值。2．数据，有比较才有真相。判断某个指标增长快慢．需要选择正确的比较对象、参考系。也就是基准线。这个基准线可以是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可以是同行业平均水平，也可以是历史的同期数据。     

职务犯罪自首嫌疑人的心理分析及审讯技巧

正[核心提示]审讯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大多会经历三个阶段的态度转变,即反感抗拒阶段,犹豫反复阶段,如实供述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自首有供述的主动性,但也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在审讯前期一般处于犹豫反复阶段。因此,在审讯过程中审讯员要重视心理层面的分析把握和技巧的运用。对某类犯罪嫌疑人审讯过程的研究总结,是提高侦查人员审讯能力有效途径。     

延安生存之谜

延安,对外人而言是一个谜。 在这里,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共,逐步站稳了脚跟,并得以发展壮大,开辟出了一块新天地。 在这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最具有朝气的职业革命家们为自己的理想、信念执著地奋斗着。 在这里,中共开始了另一个新的意义的长征,最终走向了北京城。 然而,这个地处自然灾害频繁的黄土高原的小城,如何养活了那么一大群人?绝大部分来自南方鱼米之乡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在这块中国最贫瘠的地区之一生存的?这是一个谜！ 小米·草鞋·老鼠·跳蚤 延安人过的是纯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 军事共产主义并不新鲜,苏联20年代就搞过。但延安军事共产主义并非舶来品,也并非共产党人的凭空杜撰。它在中国源远流长。     

上海高楼火灾凸显城市安全瓶颈

＂城市病＂的苦恼犹在眼前,更紧迫的安全风险已悄然逼近. 上海＂11·15＂大火,数亿城市居民感同身受.生活在高楼里的人们,发出一个疑问：城市在带来更多富足和便利的同时,有没有带来更多安全问题？ 非典、城市内涝、雨雪瘫城,快车道上飞速前行的中国都市在这场大火之后有望再次自省,审视自身与国际级都市的差距.     

职务犯罪侦查中如何防止犯罪嫌疑人的无理翻供

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翻供的现象时有发生,至于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只有树立树立轻口供重证据的观念、注重科学有效的讯问方法、严格实行"三录同步"制度、坚持快侦快结的办案原则、加强监管场所的检察监督、践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才能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的发生。     

论企业商业秘密法律保护模式的选择

商业秘密的有效保护对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维护其自主创新成果和市场利益十分重要.竞业禁止制度和禁令救济制度是两种历史悠久、功能丰富的商业秘密法律保护模式.企业在运用这两种模式保护自身的创新成果时,应明晰其理念基础、法律依据和适用条件,同时注意对保护模式的综合运用,以构筑高效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     

注重政党文化建设问题

政党文化是政党的生命和重要标志,并且直接关系到政党执政水平的高低和执政能力的强弱。政党文化是实现政党地位的重要基础,是凝聚政党力量的重要源泉,是延续政党行为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增强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就必须注重政党文化的建设。     

越南民商事管辖权制度探析

越南国会是越南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越南法院分为三级:最高人民法院、地方人民法院和地区人民法院.对于"商事纠纷"的含义,在一些重要方面越南的规则与国际标准不同.<经济纠纷法>列举了经济法庭有权裁决的争议类型.包含"涉外因素"的经济案件,由越南经济法庭审理.地方(区)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是被告营业地或住所在法院管辖区内.管辖权的排除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外交豁免与领事豁免、外国土地和管辖权选择协议.未决诉讼案件原则和不方便法院原则并没有得到越南法学家们的广泛承认.管辖权冲突问题由越南最高人民法院解决.     

雨花忠魂陈原道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在大会的开幕词中说:“黄公略、赵博生、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陈原道……等等,他们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他们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其中陈原道,就是在毛泽东这次讲话的9个月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南京雨花台.2003年4月10日,是陈原道烈士就义70周年纪念日.我们谨以此文表达对先烈的崇高敬仰和深深的怀念.     

泛欧亚与全球均衡

三十年前,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欧洲是一个地区性大国,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美国人谈论“全球性”的时候所想到的并不是非洲,甚至不是中东,而是远东。美国人将注意力投向远东,不单单是因为越南残酷的战争仍然牵扯着人们的心绪,而且当时美国外交上的目标是要实现冷战中最重大的结合,是要打“中国牌”。美国希望利用当时中苏关系破裂的形势,同时对中、苏两国形成遏制。即使这个希望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似乎中国对俄国的压力至少也会使欧洲的安定局势产生稳固和延长的作用,这有利于鼓励所谓“戈尔巴乔夫病毒”(Gorbachev virus)的扩散,侵蚀苏联体系的根基。这样,通过这场“全球性”的游戏,好像美国就有能力通过远东来决定欧洲的命运了。而欧洲,由于无论就其眼光来讲还是就其能力来讲都只是个地区性大国,所以在争夺对亚洲控制权的过程当中也就难以扮演一个突出的角色,因而也就难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这就是当时美国的想法,这种想法把美国想象成了欧洲的救世主。 美国挑剔欧洲,认为后者对亚洲缺乏兴趣。美国的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令人怀疑。二战后美国在“反殖民主义”方面热情高涨,换句话说,美国在使欧洲脱离旧日帝国阴影的过程中表现得异常积极。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上述美国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