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该打到谁的头上？

前些时,媒体对重庆市一个镇政府耗资几百万元建起外形酷似“天安门”的办公大楼(人称“观赏楼”)提出了批评。值得关注的是,媒体对这事一报道,县里调查组就立即下去了,少不了把这笔帐算到镇政府的头上;末了,镇政府的主要领导恐怕也当不成头头了。     

浅谈对灌输和自我教育的争论问题

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是思想政治教育一个完整的教育原则,教育、自我教育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离开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这一前提,单纯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正确的。强调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关键是能够在可操作性层面上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其三个核心环节是通过教育激发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需要、提高自我教育能力、形成自我教育习惯。     

围绕中心筑堡垒 确保安全强队伍

2002年9月15日，西宁铁路分局胜利实现安全生产十周年。回顾十年来的奋斗历程，有一条根本经验，那就是：紧紧围绕安全生产这个中心，优化载体，增强活力，是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筑强安全堡垒，打牢安全基础，是安全生产稳步发展的有力保证。     

李宗仁归来幕后

李宗仁归来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此事曾轰动一时。“文革”开始后,随着《一只绣花鞋》手抄本小说的广为流传,有关李宗仁归来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因为这部小说把     

党的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策应

文化是党的理论的根基。党的理论创新需要文化建设策应。当前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必须大力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其关键是要在文化旗帜上、文化载体上、精神前提上及群众基础上坚持四个统一 ,即文化建设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有机统一、文化建设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统一、文化建设与培养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文化建设与满足群众文化需要的有机统一。     

襄樊劫难 地产商让文化走开

"谁砸我的锅,我端谁的碗。"这是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面对他人的不同声音,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此看来,张家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铲平汉圣庵的违法之举,从某种程度上是传承了孙楚寅"执政理念"之精华:襄樊的老百姓要阻挠我昌盛房产公司在这里搞开发,我就铲平汉圣庵。在襄樊,以多家房地产公司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里面,"红顶"地产商张家春不算真正的"大手笔",其铲平汉圣庵的违法之举也只暴露了地产商们为了利益驱动,对"襄樊文化"破坏的一个影子而已。真正的危机在于:在"GDP"和"政绩"庇护下的地产公司利益集团正在左右着襄樊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和文化。     

民事诉讼审限制度的存与废

诉讼效率与法院的结构和运作紧密联系.在立法上诉讼效率取决于程序的科学构建,司法运作中则决定于案件管理水平.审理期限是一种视野过于狭窄的诉讼效率衡量体系,弹性过大的制度设置使其难以精确衡量并提高诉讼效率,故应以诉讼周期取而代之.本质上审理期限是法官职业伦理问题,而非民事诉讼法程序制度.在即将修改民事诉讼法之际,删除审限制度规定,加强对诉讼机能的调整,为当事人设置诉讼促进义务,使诉讼程序合理衔接,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理性选择.     

证明标准与刑事政策

作为关涉治理的学问,法学从来就不是纯粹哲学的绝妙搭档,毋宁说昨日主要是政治学的密友,今又与社会学颇有亲缘。左、周二君在本文,力图诠释作为刑事司法规则的证明标准及其变化之蕴涵,对此可谓心领意会,他们既未固执于本体论的玄宏叙事,亦不满足于“人权保障功能”的简体抒情,而是从司法权术这一向度来审视之,对于证明标准由绝对真实论向相对真实论(或曰经验性证明标准)的这一转向,就其之所以被现代社会合法化、有效化,进行了一次细致、缠绵的知识社会学意味的“解密”。他们认为,经验性证明标准本身作为一种可能性艺术和审慎的实践智慧,是不断追求社会控制的有效性的权力程序的政治回应,因此与多面向的刑事政策互为纠缠,并深陷于刑事网络双重化,即在犯罪/刑罚这一对范畴之外再加上危险性/安全措施这一对范畴的情境中。作者附带盘查了中国刑事司法的有关问题,比如强调客观真实、缺乏证据生成机制等,总体上而言缺乏对案件区分处理的平衡技术;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除了意识形态之苛求外,欠缺必要的社会技术条件也是主要原因,例如程序控制、有效组织的法纪社会等。     

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探讨

独立学院是以新机制和新模式运作的高等教育办学新模式。由于与企业联姻,对社会效益的追求与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相矛盾,加之独立学院学生又有着自身的特点,所以在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对学生加强社会主     

亚洲各国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旨在研究亚洲经济中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约翰逊(1988)和格雷戈里与汉森(1996)的协整分析法(cointegration methods)所得出的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的关系。然而,该研究发现,在日本、韩国和泰国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