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

离婚损害赔偿在性质上属离异损害赔偿,与夫妻间侵权责任彼此独立但存在一定的交叉。《民法典》第1091条新增"其他重大过错"的范围应以是否严重违反家庭义务或家庭伦理,以至于威胁到共同生活的可能性作为判断标准。重大过错行为与离婚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应采推定原则。离婚赔偿范围仅指因离婚造成的精神损害,而不包括财产损害;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应将与婚姻家庭有关的特殊因素纳入考量范畴。为避免双重赔偿与过度惩罚,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离婚财产分割之照顾无过错方原则以及夫妻间侵权责任制度的协调适用。     

制度安排与行动逻辑: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现状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籍农民工的调查为例

论文基于结构与行动互构论的研究取向,以课题组对11个区、县262位湖北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与参与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并从结构性制约因素、能动性因素和感性因素三个方面剖析了农民工参保的行动逻辑。研究发现:农民工养老保险既存在制度缺失,也存在制度文本与制度实践脱节的问题;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现状滞后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意愿。作为结构性制约因素,完善的城市用工环境对农民工参保有积极影响,农民工与农村尤其是土地的强关联制约其参保意愿与行为;作为能动性因素,农民工较强的自致性人力资本有助于其实现养老保障权益;作为感性因素,农民工的注意力焦点——农民工对其农民户籍身份的过度关注,制约着其养老保障权益的实现。在养老保险实践中,农民工是一个既受到结构情境制约,又能根据结构情境作出能动选择的有限理性行动主体。     

重庆市北碚区三个行政村土地流转模式探析

该文分析比较了重庆市北碚区三个行政村土地流转模式,指出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只要适宜当地条件、满足项目发展需要、能够促进农村土地的高效利用,就可以大胆实践,为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创造条件。要做好土地流转工作,在有法律法规的保障和政策主导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市场因素。     

ADR方式之探讨

ADR不仅是近来西方民商事领域盛行的争端解决方式 ,而且已成为现代法律发展中的一大趋势。在中国 ,ADR可以而且应当在民商事争议解决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我国的司法状况而言 ,我们实际上已有自己的ADR ,比如仲裁、人民调解等方式 ,但它们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我国当前的人口态势

1996年岁末,电视片《科教兴国》拍摄到最后一集,全国少工委和中央电视台举行“写给未来的一封信”颁奖仪式。从几十万应征少年来信中评选出10份优秀作品,同时请来中国科学院8位院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位专家,每个人做几分钟的点评和发言。记得我发言开头的两句话是：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论我国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合同及其效力--《合同法》第51条再探讨

我国<合同法>第51条明确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依该条之反义解释,无权利人处分他人财产,未经权利人追认或无权利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无效.依此,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在我国合同法上应属效力待定合同,其有效与否完全取决于权利人是否追认以及无权处分人事后是否取得了处分权.该项制度在我国民法体系中是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尚值得进一步探讨.     

论惩罚性死亡赔偿金制度之构建——兼谈死者近亲属缺位情形下的死亡赔偿

在我国侵权法上,死亡赔偿制度系以赔偿死者近亲属的损害为核心,而对受害人生命的丧失则未提供任何救济措施。这不仅使死亡赔偿金的性质难以界定,同时也无法解决死者近亲属缺位情形下的死亡赔偿问题。我国应当把"生命的丧失"本身纳入侵权法的救济范围,加害人应对此承担惩罚性死亡赔偿金的责任。     

有组织犯罪的心理分析及预防

随着社会犯罪意识形态的发展,犯罪分子开始意识到个体实施犯罪行为存有诸多不利因素,相比之下形成团伙犯罪更为有利。同时,因抱有法不责众的观念,并结合以往的犯罪经验,犯罪分子正逐渐形成以自身年龄、身份条件、社会地位、社会职业等性质为分类的犯罪组织,进而实施有组织犯罪。犯罪心理是有组织犯罪形成的重要因素,导致其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预防有组织犯罪的关键就在于分析出有组织犯罪心理的形成条件和表现方式,并针对此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策略。     

论当前反贪工作中存在的难题及对策

近年来反贪工作快速发展,同时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无论是在侦查理念、办案模式,还是在办案手段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极大的挑战,影响和制约了反贪工作的深入开展。如何破解这些困难和问题,探索出一条适应新形势的反贪工作科学发展的新路子,实现反贪工作跨越式发展,是当务之急。下面笔者结合多年的反贪工作实践,谈一些自己的粗浅认     

中国人大制度的代表性及立法权规范化的制度建构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领域中,每逢新一轮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官方、媒体、积极公民皆会以各自角色与诉求竞逐其中,在法律所开放出来的直选空间（县、乡两级代表）中展开控制、辩论和参与。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