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式腐败的政治生态分析

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反腐败方式和手段的不断更新,当今社会的腐败问题也从简单变得更加复杂隐秘,形成了庇护式的腐败形式。庇护式腐败是政治生态恶化的对应形式,主要表现为腐败亚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打干亲现象的流行、塌方式腐败的蔓延等。清除庇护式腐败的根源,重塑健康的政治生态,要开放政治生态环境,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要从严治党,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要加强法治建设,彻底摧毁庇护链条。     

如何预防公务员考任中的腐败

西方国家治理人事腐败取得成功就是以学习中国科举制为突破口的,它起源于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同时,它也是西方文官制度的主要标志。英、美文官制度中的功绩制,也是通过公平考试、择优任用的。英国以考试录用官吏为突破口,确立了文官制度。美国为了革除"政党分肥制"的腐败弊端,也是从此着手的。法国1946年颁布的     

中央苏区廉洁制度文化及其现实价值

苏区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廉洁制度文化对保持革命队伍的清正、廉明以及提高军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中央苏区廉洁制度文化的概念、内容进行研究梳理,从中探索出惩治和遏制腐败的经验和规律,可以为当前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我国廉政制度结构体系分析

廉政制度结构体系由制度环境和具体制度安排两个层次构成.其中,具体的制度安排又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及实施机制.要使我国的廉政制度具有制度适应性,就必须对我国的廉政制度结构体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西方绿党生态学原则及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西方绿党的生态学原则鲜明地指出人类统一于自然界的整体性,承认自然界与人类的价值独立性和同一性,主张在尊重各种生命主体的利益和价值的基础上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积极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力促进人类与自然界的稳定、健康和进步,并且倡导建设一个各种关系都能得到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绿党生态学原则的某些价值取向、思维路径以及其他积极思想可以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我国行政监察体制的改进

1993年纪检与监察合署办公后，确立了行政监察新体制。这种体制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对现行行政监察体制之改进，应在对现状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基础上。从外部、内部及运行机锏三个方面着力进行。     

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开放型政府建设

传统行政管理组织的不透明性、严格的等级制度等,造成了一系列的政府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即"开放型政府"。开放型政府是一个信息输入与输出的循环体,公众参与即输入的过程,信息公开则是输出的过程,而"开放"就是由一个输入和输出构成的不断互动的环路。建设开放型政府是全球化和知识产业化的必然要求,是民主的必然要求,是世界各国政府建设的必然趋势,它对中国意义更加重要。目前开放型政府建设还存在诸如信息公开不足、公众参与不够等问题,因此,要加强开放型政府建设应该从这两方面入手:通过转变观念、加强立法等促进信息公开;从扩大基层民主、拓宽公民参与渠道等推动公众参与。     

近二十年国内廉政文化研究综述 ——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学术界对廉政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冷清”到“升温”的过程。当前廉政文化研究的整体状况是:廉政文化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群体还未形成,秦馨、孙立军、居继清、曹文泽、黄义英等人是发文量靠前的学者;发文量排名前三的研究机构分别是武汉大学、南通大学和广西师范学院,但是机构之间合作度不高;被引率排名前三的期刊文献分别是《中国监察》《廉政文化研究》和《中共中央党校学报》。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集中于廉政文化的预防腐败功能、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与廉政文化教育、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建设与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传统廉政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四个方面;“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和“新时代”三个关键词是研究的前沿问题。廉政文化领域的研究在未来应该强化理论内涵与实践应用研究,推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强化廉政文化的定量研究,促进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强化廉政文化的对内对外传播研究,增强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廉政政策滞后的原因及防治路径

廉政生态圈由廉政精神、廉政制度、廉政物质、廉政行为共同构成，能对权力异化、腐败行为形成有效威慑力。廉政生态圈对于廉政建设有特殊意义，能在突破廉政运行滞碍、弥合廉政要素张力、克服廉政建设续航不足、消除廉政主体弱化等方面发挥重要功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廉政生态圈建设将会成为廉政建设新的增长点。现实中，我国的廉政生态圈建设面临着非廉政“成分”侵蚀、腐败行径新变化、社会廉政氛围不浓、廉政生态圈要素联动不够等方面挑战，需要通过精神倡廉、制度保廉、行为固廉、物质促廉的实践路径，来强化廉政生态圈的辐射力、保障力、约束力、导向力，最终促成其健康持续运行。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组织变迁与制度同构压力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所处的组织文化主要是东方式的组织文化,即中央集权政体、儒家思想、御史制度等;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面临的组织环境是指新加坡刚独立时生存压力很大,同时,1959年前,它面临的竞争环境或行业环境是指反腐败模式受英国的影响,主要依靠警察部门进行反腐败,效果不佳。通过强制同构,修订了殖民时代留下来的反贪法。新加坡建立贪污调查局(CPIB)是制度模仿同构的结果,它模仿了古代中国御史制度,从而产生了模仿同构过程;同时,采用独立反腐机构这一模式适合了新加坡的组织文化。通过规范同构,贪污调查局的成员掌握了专业化知识,并通过专业化网络把新加坡的反腐经验向其他国家传播。从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运行机制来看,它与古代中国的御史体制有许多共同特征,更加体现了制度的同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