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应当"从无"吗?——法治与情理视角下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重新审视

有"确信"方可定罪,"疑罪"则应从无,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实践中,无确信而定罪或明或暗存在,导致疑罪从无原则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的重要原因是情理与法治的冲突,解决的路径在于法治对情理的要求适度让步,对传统的疑罪从无理念进行松动,降低确信成立的条件.     

刑事二审全面审查原则新探

全面审查是刑事诉讼法界定二审审判对象的根本原则,其建立在司法能动主义、真实发现主义的基础上,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司法能动主义受到削弱、真实发现主义受到质疑,加之全面审查要求与实践的脱节,与司法其它价值及与司法整体改革方向的冲突,对其改革不可避免。但由于独特的社会境遇及制度背景演进的渐进性,改良而非废除是更合理的选择。     

强制措施外部控制问题探讨

对强制措施应采取更宽泛的界定,包括现行立法上的"强制性措施".从侦查权所具有的侵犯人权的天然倾向、权力享有者易滥用权力的规律及权力制约的有效性等方面考虑,应强化强制措施的外部控制.这也是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强制措施外部控制应由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法院也应有所作为,并从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刑事和民事诉讼为基点的分析

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密切相关.我国当前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此相适应,有必要重新考虑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影响证明标准的因素主要有诉讼的性质、诉讼的价值构成、诉讼的平衡性.由此决定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民诉而低于刑诉.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分为起诉证明标准和判决证明标准.起诉标准为"有合理根据",判决证明标准分为"清楚的、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和"占优势的盖然性"两个层次.     

行政契约的契约基础

一行政契约的合意 行政契约存在的根基就是作为契约双方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一方享有契约自由,契约的成立是合意而非强迫。行政契约作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一种手段,相对于行政命令等权威性管理手段出现的较晚。但行政契约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合理结果。从行政契约起源的西方国家来看,早期的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奉行“不干预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执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国家“仅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胃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限度的职能,”在这种情形下．传统的行政手段已足以完成其职能,行政契约自无产生的…     

案例指导制度的特色、难题与前景

与两大法系判例制度比较,案例指导制度有鲜明的国情和时代特色,其中最核心的特点是承载司法管理职能和以行政化方式运行。这使案例指导制度内含着难以化解的逻辑难题:统一司法与司法创新、司法多样性及适用案例要旨的冲突;立法权威与指导性案例实践效力的冲突;司法行政化的弱化与强化之困;实施控制措施内部化的硬性与脆性共存;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混同之虞;指导性案例质量与效益不确定等,这些难题加大了推进案例指导的难度,妨碍案例指导制度的落实。减弱现行案例指导的刚性,建立更好地平衡约束和尊重司法自由裁量权为核心的、符合案例作用规律的、更柔性的案例作用机制,有利于案例指导制度走的更好。     

看准了病,下错了药的改革举措--论我国的庭前审查程序改革

本文指出了当前我国庭前审查程序所存在的主要弊端.通过对国外预审程序的比较,探讨了预审的若干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际提出了改革庭前审查程序的思路.     

论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制度

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是地方法院为抑制涉诉信访而进行的创新,其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增加判决的透明度,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促进实体公正等价值应予肯定。从实践情况看,这两项制度还存在不少需完善之处,应从适用范围的扩大,判前说理、判后答疑与判决书说理的协调等方面予以完善。     

“一事不再理”的法理与立法选择

大陆法中的“一事不再理”与英美法中的“禁止双重危险”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联合国文件确立的“一事不再理”是二者的折衷性表述。修改《刑诉法》进行的利益格局调整中,有必要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作适当保留。为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有必要在《刑诉法》中明确规定该原则及判断案件同一性的标准,同时应改革法院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后检察院可以重新起诉的规定和再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