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陈关利式”竞选

2008年10月，一个小村庄的“大选”在互联网上引起很大轰动：宣传标语、锣鼓洋号、礼仪小姐，还有不可思议的26万元竞选资金……简直比娶媳妇还热闹。这在网上被称为“最牛村主任选举”。     

我给书记挑错

刚到武警沈阳指挥学院之初,我就幸运地当选为学员队党支部成员,担任组织委员。本以为学员队的重点工作应该是学习训练,党务工作无非就是发展党员和研究预备党员转正,自己的工作应该是很轻松的;而且在部队也听一些老班长"传经",说作为学员支委能不说的就不说,工作要跟着正副书记干,话要顺着正副书记说,于是自己带着"经验",小心翼翼地工作着。     

苦苦菜

我对苦苦菜情有独钟,小时候母亲制作苦苦菜大多经几天盐水浸泡发酵后,拌上油炸辣子和葱花炝醋,仍然感觉苦涩难咽。进城几年后,感到苦苦菜亲切,纯天然绿色食品。四月份开始至霜降前一直嫩绿不衰,闲暇之余骑自行车既郊游踏青又采捡苦苦菜乐而悠哉。苦苦菜味苦,在炎热夏季清热解毒     

推动浙港澳共同繁荣和发展

1 月 16 日至 22 日,由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率领的浙江省代表团,先后赴港澳举办 2005 年“香港·浙江周”和“澳门·浙江周”活动。举行港澳浙江周活动,目的就是贯彻中央关于港澳工作的精神,学习港澳的成功经验,抓住 C EPA 的机遇,推进浙江与港澳的交流与合作。 初 步 统 计 ,在 此 次 “香 港·浙 江 周 ”活 动 期 间 ,浙 港 两 地 共 签 定 投 资 项 目 150 项 ,总投 资 59.57 亿 美 元 ,协 议 利 用 外 资 23.88 亿 美 元 ,还 签 署 了 40 多 项 友 好 合 作 协 议 。 在“澳 门·浙江 周”活动 期间 ,浙 澳两 地共 签 …     

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衡量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颁布实施的情况下,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衡量更显重要,主要体现为个人信息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数据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从法律依据看,我国法律文本中解决个人信息利益与其他利益冲突的规定主要体现为“数据条款”和“公共利益条款”。从司法实践看,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导致了其与个人信息利益的紧张关系,公共利益代表机制的多元加剧了其与个人信息利益之间的冲突,且呈现出“重追责轻管理”“重刑轻民”、救济机制不畅等特点。实现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平衡,在解释论层面需要强化处理个人信息基本原则、保护责任机制和侵权法律责任,在立法论层面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相关核心概念、创新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建立专门个人信息保护机构以及健全个人信息权益救济规则。     

困境与出路：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现实考察——以“东星航空破产案”为视角

破产管理人是破产程序的核心,新《企业破产法》基本构建了破产管理人制度。但＂东星航空破产案＂充分暴露出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体现在破产管理人的选任范围过窄,选任方式僵化,破产管理人的职责不清、责任不明、监督不力等方面。应重塑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确立其在破产程序中处于相对独立和中立的地位;扩展管理人的选择方式,严格限制清算组担任管理人的法定情形;完善管理人的法律责任,建立多层次的破产监督管理体系。     

反思与厘定:行政问责制概念再探讨

我国意义上的问责制就是指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不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而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承担的是一种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其问责对象应是各级政府首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问责范围是因社会重大公共事件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以致有损政府和官员形象的行为。应将行政问责严格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泛化、滥化倾向。     

倾城之恋——广州人的“运动会”

六届全运会的那些日子,人在广州便实实在在有一种过节的感受。不过这节日是不放假的,而且城市和市民都显得比平日更忙碌。看看这组照片,你也许会感到,在运动员们龙争虎斗于竞技场上之时,广     

“捞油水”小考

有朋自某地来,带来这样一则“新闻”:中秋节前,某县防疫站下了一道送检通知,凡生产月饼的厂家每个品种的月饼送3斤,经销酒的商店每种酒送3瓶,每送检单位另缴检验费10元。这件事颇为蹊巧。 其一,卫生检疫应该是抽样化验,其效果往往就在这个“抽”字上。这家防疫站不去抽,而是站在上面发通知,让被检者送去,问题必然也由这个“送”字而生。哪个单位会选不合格的月饼和酒送检呢?其中谁又能保证没人弄虚作假?这种检验结果有何意义?据说,这次检验结果表明,没有不合格的商品,上下皆大欢喜。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卓玛千万元“捞夫”南柯一梦

2006年3月17日，轰动全国的亿万富翁袁宝琛雇凶杀人案以袁宝王景被采取注射方法执行死刑结案。事隔不久，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再次曝出与袁宝王景案相关联的一个惊天大案。袁宝王景的妻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舞蹈家卓玛为了能帮丈夫免除牢狱之苦、杀头之罪，曾拿出950万元巨资请自称“国务院秘书局副局长、中办机要局副局长”的王富侨帮忙“捞人”。但直到袁宝王景被判处死刑，卓玛也没有见到任何—份王富桥所吹嘘的“中央首长批示”。悲愤交加的卓玛向王富桥讨要说法，却遭到王富桥的百般推托和刁难。无奈，失去近千万元巨款的卓玛向警方报案。2006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王富桥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