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一体建设视域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作为一项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探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在24年间经历了依托文件推动的初创期、制度正式入法的生长期和司法解释实施的拓展期三个阶段。置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制度功能应当得到全新阐释。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视域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具有以官员守法带动全民守法、以官民沟通促进实质化解、以个案处理实现诉源治理的时代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遵循法治政府建设要率先取得突破、带动法治社会建设的法治发展逻辑,应从必须出庭案件范围划定中的司法裁量、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取向的应诉表现和负责人出庭应诉实际效果的公开评价三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行政法学视野中的大学章程

我国当下大学章程的制定呈现出明显的运动化迹象,映射出大学章程法律属性、功能定位和生成模式上的现实隐忧。作为大学安身立命的最高法,大学章程是大学治理结构顶层设计的组织法、大学内部权力高效有序运行的行为法和大学及其师生基本权益的救济法。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大学章程应当发挥权力配置和权利维护的双重功能。为了增强大学章程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应当实现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型生成模式向自下而上的商谈沟通型生成模式的转变。经由具体化行政规范的建构,有望促进大学章程的有效实施,实现大学的良法善治。     

行政诉权分层保障机制优化研究

基于当事人行政诉权行使理性化程度的不同,可将其区分为理性行使、精明行使、不当行使和恶意行使等四种状态,行政诉讼法实施应当进一步健全行政诉权分层保障机制。对理性行使行政诉权者应当给予有效保障,从科学把握立案登记和审查关系、法官履行释明诉讼类型选择义务、灵活运用行政案件协调化解机制等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对精明行使行政诉权者应当给予适度容忍,健全诉讼风险交流机制和诉讼繁简分流机制。对不当行使行政诉权者应当给予必要矫治,完善诚信诉讼的程序规则支撑和诉讼失权制度的精准适用。对恶意行使行政诉权者应当给予严厉制裁,探索差异化立案审查和诉讼失信人信用惩戒机制。行政诉权分层保障机制的优化,对于立基于全民守法的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党内法规制定中的党员参与

<正>党员参与对于提升党内法规的民主性、增强党内法规的执行性和塑造党内法规的权威性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经由党章和若干条例、准则的规范解释,党员参与党内法规制定的规范依据得以充分彰显。新时代理想类型的党员参与党内法规制定模式,应遵循"全程参与——过程民主""有序参与——形式民主"和"有效参与——实质民主"三项基本原则。为了进一步发挥党员参与在党     

回顾与展望：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之评析

发轫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使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必须建立最低限度的理论共识、倡导真诚地学术对话并加强诸论实证基础的研究。政府法治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一种学说,既有丰富的内容,也具有内在的立论基础和外在的实证基础。     

关于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对话

发轫于 2 0世纪 90年代之初的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讨论 ,对于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 ,这一讨论本身也还存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 ,为了使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本刊特地将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苏州大学杨海坤教授与法学博士章志远就这一论题的对话予以刊登 ,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     

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程序衔接

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的衔接关系的设置缺乏统一标准,不仅无助于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甚至还会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侵蚀。各国对此存在较大差别,并呈现出三种各具特色的模式,但设置标准的明确、设置目标的正当、司法与行政优势的发挥以及司法最终原则的保障是各国制度演进所表现出的共性规律。我国应当在借鉴域外模式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取消复议终局型,重新设定复议前置型,严格限定迳行起诉型,并大力推行自由选择型。     

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完善之构想

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存在归责原则单一、范围过窄、标准过低、程序不合理、追偿制度虚置等问题。为了更好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必须适时地改革现行行政赔偿制度,建立以违法和明显不当为主、以无过错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适度扩大行政赔偿的范围;增设对精神损害和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扩大财产实际损失赔偿的范围;设计更加便利、合理的行政赔偿程序和务实、精细的行政追偿制度。     

制度变迁、利益冲突与管制重塑——立足于婚检管制模式演变的考察

身处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内容复杂化的全新管制背景之下,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善于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进而形成相对较好的管制政策,实现现代行政法增进公共福祉的时代机能.我国婚检制度变迁的背后蕴藏着复杂的利益冲突,强制婚检与自愿婚检管制模式彰显出管制者对相关利益诉求的艰难抉择.面对当下婚检管制背景的变化,应当从目标的适度修正和手段的合理选择上对现有的管制政策进行结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