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恐工作中的九种关系

在反恐工作中应当处理好九种关系:反恐工作与其他公安业务工作的关系,反恐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中心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关系,武装巡逻与技防车巡的关系,内部管理与外部管理的关系,重点目标管理与隐患整改的关系,反恐专门工作与发动群众的关系,反恐演练与反恐实战的关系,铁路公安与地方公安的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解释功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是轻轻重重、以轻为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能够直接用于法律裁判,必须通过危害性概念这一内容"连结点"和实质解释论这一方法"连结点"才能够被引入法律论证。关于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罪名说"与"罪刑说"的不同解释反映了刑事政策的不同态度。     

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之必要性初探

消极构成要件要素,就是站在构成要件角度所看到的正当化事由。在我国刑法学界,通说否定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理论。本文认为,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理论在我国刑法犯罪构成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何时不再“牛栏关猫”

“牛栏关猫——管(关)不住。”这是一句民间歇后语,意思是说,粗大的牛栅栏关牛可以,关猫是关不住的。现在不少群众用这句话来形容和讽刺目前的反贪状况,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进行制约的条例和规章制度发布了不少,可是效果却并不理想,人们不禁要问:有了栅栏,为什么关不住猫呢?恐怕是栅栏本身出了问题。     

让“动物福利”浮出水面

让动物福利浮出水面——看到这样的题目,读者一定会生出诧异:动物难道还有福利吗?是的,动物也应该享有福利。请看新华社9月1日的报道。在河北省邯郸市兴龙养殖场里,5000多头猪一生都能在快乐中度过。因为场主为它们规定了详细的福利待遇:睡觉有软床,夏天开空调,冬天放暖气,有专门的自由采食区、饮水区、排便区,定期可享受淋浴,还设有拱土、磨牙、蹲痒的地方照顾其生活习性。这家养殖场2003年引进德国“诺廷根暖床系统”,采用适应猪习性的养殖模式,让猪找到回归自然的感觉。场主给猪建立了养殖档案进行动态管理,定期请兽医检查,让猪从一出生…     

论目的犯目的的地位

目的犯目的的地位是指目的犯中目的与故意的关系,对此,我国刑法学界争议很大,但是各种观点都没有注意区分目的犯的类型,因而难免有片面性的缺点。实际上,断绝的结果犯与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前者,目的是故意的内容;后者目的是故意之外的独立主观要素。其理由可以从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两方面的内容来论述。论题的进一步展开则是对我国法定目的犯的归类。     

论刑法上的具体危险的判断

未遂犯之危险不属于具体危险，难以用同一的方法来判断这两种不同的危险。具体危险的判断分为三阶段：首先把行为时的所有客观事实分为促使侵害结果发生的诱因与阻碍侵害结果发生的救助因素，其次判断诱因是否已经使法益陷入危急之中，再次判断救助因素的出现是否值得信赖。我国刑法学关于具体危险的认定时间过于提前，从而引发了诸多理论混乱。不能将日本刑法中的“独立燃烧说”作为我国《刑法》第114条放火罪的既遂标准。不存在所谓的“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自动阻止侵害结果发生”问题。     

中国刑法学的去政治化

从1979年刑法典颁布至今的三十多年,我国刑法学的舞台上演绎了一台台纵横捭阖、风云变幻的历史剧。对这段历史可以进行断代史的研究,但通史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     

腐败产生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2000年9月14日,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成克杰被依法执行死刑,这是继陈希同案后又一震惊全国的大案。它反映出当前我国的腐败问题日趋严重,惩治腐败行为,既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如果腐败     

跨文化交流视阈下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比较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合作红利日益释放，双边关系正驶入新的历史高点。在跨文化交流层面，中国—东盟关系也暴露出认知对称失调、信号解码模糊及情感话语误解等问题，亟须对中国—东盟情感话语进行深入剖析，以研判缺陷短板。不同于周边其他大国，日本—东盟的跨文化交流具有独特的实践经验与鲜明的特征表现，可作为参照国进行比较分析。文章基于跨文化交流理论，试图构建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分析框架，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五个维度，运用GDELT数据库、赫斯特指数算法进行分析，挖掘当前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可借鉴经验，并尝试在理论层面围绕“认同协商”“面子协商”和多元外交来探讨未来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的实施机制。文章认为，应当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以经贸合作搭桥，以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同背景知识”为着力点，重视国家间情感变化的影响因素，宣讲“好中国”的“活”故事，形成多元文化要素互动渗透机制，推介中国真实形象，增加国家和民族间文化认同度，切实打造中国—东盟文化共同体，以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