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罪行极其严重”

修订后的刑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前半段关于死刑适用的总体条件之规定,已由原刑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改为“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如何理解和把握修订后刑法的这一规定精神,直接影响到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的正确适用。“罪行极其严重”的含义是什么？学者间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修订后的刑法使用“罪行极其严重”一词,克服了原刑法使用“罪大恶极”一词含义不明、用语不够严谨的弊病。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特别严重;罪行是否极其严重,不…     

我国死缓制度的司法适用及相关立法评析

对于缓犯实施告诉才处理、而被害人并没有告诉的犯罪, 对死缓犯不应执行死刑。对于在死缓期间既有故意犯罪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分别作出处理：（１） 有重大立功表现兼严重故意犯罪的, 一般不予减刑; （２） 有重大立功表现兼较重故意犯罪的, 一般减为无期徒刑; （２） 有重大立功表现兼较重故意犯罪的, 一般减为无期徒刑; （３） 有重大立功表现兼较轻故意犯罪的, 一般减为１５ 年以上２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具有多个故意犯罪或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前后交替的, 可以参照 “数个量刑情节逆向竞合”的适用规则处理     

“扒窃”犯罪成立要素的合理界定——侧重于行为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

扒窃直接入罪后,关于扒窃犯罪的成立要素合理界定问题,一直争议颇大。要想准确界定扒窃犯罪成立要素的范围,应从《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盗窃罪的修正背后体现的刑法基本价值倾向的变化出发,即从扒窃入罪体现的刑法重视行为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出发,才能合理界定扒窃罪成立要素。具体来说,扒窃罪的成立原则上不应有数额限定;扒窃的成立不必一定发生在公共场所;扒窃对象应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扒窃方式应具有非暴力性和相对秘密性;扒窃既遂的成立时间应适当提前。     

我国刑法中犯罪构成概念的再探讨——为犯罪构成“法定说”所作的论证

研究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理论，首先涉及到对犯罪构成的概念该如何界定这一基础性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传统的观点对犯罪构成概念采“法定说”。但这种观点至今受到其他许多学说的严重挑战。本文作者立足于“法定说”， 在分析评判各种学说的基础上论证“法定说”的正确性、科学性     

对网络刑法的技术制衡

本文把网络犯罪和网络刑法放在技术环境中 ,首先从新的视角描述了网络犯罪的实质特征和技术特征 ,并以此为前提 ,论述了技术制衡对网络刑法的必要性 ,包括技术对网络刑法在内容上的制衡 ,即将网络越轨行为犯罪化的技术界限 ;以及技术对网络刑法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的制衡 ,即在目前及一段时期内 ,选择单独立法模式更能发挥技术的制衡作用 ,而这与将来的统一立法并不矛盾。     

渎职罪法定结果、情节在构成中的地位及既遂未遂形态之区分

尽管我国刑法设置23个条文对渎职犯罪作了详尽的规定,现实生活中也发生着为数不少的渎职犯罪,但渎职犯罪的实际查处情况却不尽人意。究其原因,无法回避刑法理论对渎职犯罪研究不够深入这一现实。有关渎职罪的罪过形式、罪数形态、因果关系等都是普遍存在争议的问题。本期我们邀请了部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重点对渎职犯罪的法条关系、渎职犯罪的共犯问题、渎职犯罪的犯罪形态以及渎职犯罪重大损失的认定等一般问题展开研讨,以期准确适用法律。     

论死刑的立法控制

死刑立法设置为各国刑事立法所重视，“决不废除死刑，但要少杀”向为我国力倡并坚决贯彻的死刑政策。本文在回顾我国死刑立法进程的基础上，对新刑法典的死刑立法控制问题作了深入论述。作者指出：限制适用死刑的政策在７９年刑法典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７９年刑法典颁行后，单行刑法的死刑立法则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张；９７年刑法典虽然在削减死刑的改革步伐上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但在总则中，进一步明确了死刑适用范围的限制条件，放宽了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条件；在分则中较大幅度地削减了死刑罪名，提高了某些犯罪的死刑适用条件。作者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减少、限制、乃至废除死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我国刑事立法对死刑的限制亦必将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日益加强     

侵占罪中"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之含义

"他人财物"与"代为保管"是侵占罪中颇有争议的要素."他人"的范围应包括私人和公共财产."财产"的形态应包括不动产,部分的无形财产和违禁品."代为保管"应包括未经委托而自行保管的情形.     

适应市场经济 完善刑事立法

适应市场经济完善刑事立法赵秉志肖中华刑法作为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和规范市场经济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修改我国刑法已是摆在立法机关和刑法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任务。本文拟就市场经济体制下刑法完善的几个宏观问题作一探...     

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是在对1954年组织法修改完善的基础上于1979年制定通过的,并于1983年、1986年两次进行修改,为检察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检察院组织法在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我国法治建设和检察工作发展的需要,检察院组织法修订已经提上日程。国家检察官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于2011年10月12-13日在大连共同主办了第七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主题研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问题。本刊特对与会专家的发言和稿件进行整理,以笔谈的形式呈现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