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之规范解释

《证券法》、《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主要是从外延上限定范围,实践中应当以交易行为时行为人是否具有与特定的内幕信息相关的管理监督地位、职务或者业务作为标准进行实质界定。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处获取内幕信息,均可称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判断涉案信息是否内幕信息,应当依法以重要性和秘密性为标准,客观、相对确定性是对重要性特征的实质解释、合理延伸。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属于泄露内幕信息行为,但明示、暗示近亲属交易或者从他人交易中获利的应以内幕交易定性。泄露内幕信息只能是故意行为。特定主体之间进行大宗交易不可能成立内幕交易罪。     

论金融凭证诈骗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金融凭证诈骗罪在司法适用和理论研讨上均存在一些争议和难点,本文针对伪造金融 凭证的界定、本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竞合时的处理,以及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 的处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关卖淫犯罪的疑难问题新探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是我国刑法分则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专节规定的一类犯罪。在这类犯罪中,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罪质的差异应该在司法中得到体现,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仍然要严格遵循刑法的基本原理,区别罪与非罪,而将同性性交易作为这类犯罪的犯罪对象时,不能不考虑与其他刑法规范的协调。对于传播性病罪尚不宜扩展其行为方式,也不能把传播艾滋病纳入传播性病的范畴,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刑事责任问题需要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论运输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之立法旨趣与隐患

运输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是看似简单而在理论上和实务中都较为复杂疑难的两种毒品犯罪,本文结合刑事立法原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该两罪的立法旨趣及其产生的主要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有利于司法实践对此二罪的准确认定。一、关于运输毒品罪自１９７９年《刑法典》第...     

论犯罪构成要件类别的界定

本文首先澄清了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类别争论中存在的一个本源性问题 ,在此基础上 ,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特点入手 ,论证了犯罪构成三要件说。作者认为 ,如果在构成要件中不包括行为人的人身特征 ,必然违背我国犯罪构成原理的基本规律 ,因而否定了在行为主体方面存在犯罪构成要件是错误的观点 ;“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作为行为的性质之一 ,不可能与行为主体、行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的客观方面并列 ,无论在立法层面上还是从定罪的结局来看 ,合法权益受到犯罪侵犯性都不具有前置性地限定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功能 ;理论上对具体犯罪客体的争论对于司法实践中犯罪的认定毫无影响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相关制度比较

经比较发现,域外类似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相关制度具有以下特点:适用范围几乎不作限制,进行社会调查均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前提,社会调查均由专门人员执行,所附条件较为灵活且没有制裁性质,帮教及考察大都采取社会调查执行人主导、社会团体充分参与的模式,获得不起诉有利结果的标准由考察帮教措施的丰富程度决定,均注重不法未成年人在决定附条件不起诉过程中的意见表达,来自被害人及法院的制约不多、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主体裁量权的行使较充分.对域外相关制度的比较可以为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刑法学研究的意识问题

自进入 2 1世纪以来 ,不少刑法学爱好者 (包括作者、编者、读者 )都有这样一种共识 :尽管目前出版的刑法学论著越来越多 ,但是那种读后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的上乘佳作却越来越少。的确 ,只要我们稍微检视一下晚近以来中国刑法学研究的现状就不难发现它存在以下诸多问题 :( 1 )研究课题陈旧、雷同 ,研究者视野狭窄、急功近利。 ( 2 )研究方法单一、落后 ,定性分析的居多 ,定量分析的极少。除极少数学者外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或忽视借鉴其他学科先进的研究方法。 ( 3)论著缺乏理论深度。大多数刑法学论著满足于对法条的机械诠释 ,而且习惯于先分析个罪的构成要件 ,然后比较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的固定模式 ,对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疑难问题却较少问津。 ( 4)理论研究的前瞻性不强。由于缺少超前研究 ,以致刑事立法的理论储备严重不足 ,司法解释太多、太滥和刑法典被架空、权威性下降就是其后果。 ( 5)研究行为缺乏规范性。由于缺乏规范性 ,刑法学研究虽然从表象上看似乎非常繁荣 ,但实际上积淀的观点与形成的共识并不多 ,因而大多数论著往往成为过眼烟云。上述问题的存在 ,足以说明中国刑法学需要反思和检讨 ,需要开拓和创新。为促进中国刑法学的中兴 ,本刊编辑部特邀请部分刑法学专家、学     

对罗忠兰盗窃案的再反思——兼评侵占罪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财产关系越来越复杂,侵占个人财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侵占罪,司法机关只好对少数情节严重又有必要作为犯罪处罚的侵占行为,类推比照有关盗窃罪的规定处罚。为了使公私财产得到更全面的刑法保护和适应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1997年新刑法增设了侵占罪。但由于旧有司法观念的影响和理论研究的不足,司法实践中很多难题有待解决。本文通过对罗忠兰盗窃一案的反思,并从自己的商榷意见入手,仅就侵占遗忘物罪的有关司法认定及立法完善问题予以探讨,以期有利于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入。     

论我国驰名商标刑法保护制度的完善

本文通过对纵向的驰名商标的刑法保护立法沿革的考察,和横向的国内外相关立法的比较相结合,认为我国对驰名商标实施和普通商标的准同等刑法保护,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驰名商标刑法保护制度进一步完善,采取驰名商标和普通商标的有区别刑法保护制度,从多个方面扩大驰名商标的刑法保护范围。     

也论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从“职务上的便利”的内涵来说,职务、职权应当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且只能是指行为人利用其职责范围内的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便利条件;行为人虽然在履行职务期间实施侵吞财物的行为,但侵吞财物的行为与职务便利无必然联系的,也不能视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在客观行为手段上没有实质区别,亦即职务侵占罪中的“非法占有”即“侵占”应作广义的理解,与贪污罪中的“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含义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