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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1日,浙江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严禁向党政干部发招商引资奖金的通知》,规定今后在党政干部参与引进资金项目过程中,一律不得向党政干部发放任何形式的招商引资奖金等物质性奖励。这一“潜规则”不仅仅风靡浙江政界,在全国各地都有其市场,成为招商引资的热潮中激发党政干部干劲的“法宝”和“高招”.且屡试不爽。这一“招商政策”在十年前就悄然献身,即按招商引资数额的一定比例来奖励有关的党政干部,一般的奖励比例在千分之三以上,个别地方最高甚至达到实际到位资金的百分之一,当时甚至被作为某些发达地区促进经济发展的典型经验而广为宣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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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的思考--兼论中俄经济转轨的比较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胡键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1,(2):79-84
把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仅用激进转轨来概括并不能解释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本质特征,因为,激进式和渐进式转轨的两分法,仅仅说明转轨的进程,并不能反映转轨的驱动机制、维度和选择机制,而这些恰恰是说明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具体方面.本文认为,从驱动机制看,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一个强制性供给主导型的转轨过程;带有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供给主导型转轨决定了它是一种激进的转轨方式;这种激进转轨方式又决定了新体制对旧体制的替代只能采取创设式的途径,但新体制又是激进派从西方移植到俄罗斯的.同时,本文从这几个方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进行了比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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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前的金融海啸呢?一种观点认为是美国经济的过度虚拟化.经济的虚拟化表现为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目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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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教育部印发《二十年教育事业规划纲要》,标志着我国政府首次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至今已有50年;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一步走上了法治化轨道,至今已有20年。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自《义务教育法》实行之后,我国在普及义务教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义务教育却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义务教育法》的修改也提上了议事日程。2006年2月25日。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4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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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作为最权威的国际冲突管理机制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是,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联合国的国际冲突管理模式与成效都有较大的区别。冷战期间,联合国被用以作为超级大国之间国际博弈的工具,同时也发挥着国际冲突管理的功能。除此之外,意识形态、战争技术等因素也是该时期国际冲突管理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管理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为维护其世界唯一霸权国的地位而采取的冲突管理模式,即霸权护持模式;另一种是要求国际权力公平分配的冲突管理模式,即民主模式。对这两个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上述两个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特点不同,成效也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冷战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明显地优于冷战后时期。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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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时间包括时间点、时间段和时间过程。从国际博弈的时间长度来看,既有宏观时间的博弈,也有微观时间的博弈,二者都有可能产生战略性的影响。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把握“战略时间差”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能够做到以更小的代价获得博弈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战略安全是与战略机遇期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发展和大国成长战略机遇的获得主要由于技术革命、权力转移和西方的战略失误三个因素,但中国在新时代需要主动通过把握和运用“战略时间差”来塑造战略机遇。从总体战略来看,中国仍然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彰显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的世界担当;要尽力争取所有的国际博弈尤其中美博弈为正和博弈,以化解既有主导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担心和不信任;关键还要着力中国的内部发展,这是获得战略机遇期的实质性内容。把握所有“战略时间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世界舞台上和平崛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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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虽然形成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之中,但它与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三重历史任务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本质上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形成的时间不长,而且中国和平崛起尚处于进行时,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并非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去30多年的实践中,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经验,有利于全体中国人民坚定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自信。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未来前景究竟如何,国际社会十分关注。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关键性问题:一是中国和平发展能否成功实现;二是和平发展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三是崛起后的中国会不会谋求霸权地位。处理好这三个问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将是前景光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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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既有实践生成的逻辑,也有文化生成的逻辑。前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过程;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价值是公平,而公平、公正等都“公”的观念恰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元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以整套体系的方式进入中国的,而是随着西方启蒙主义时期的现代性观念如民主、科学、平等、公平等观念传入中国的。西方这些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公”的观念在东西方两条文化河流中流动、激荡,最后两条文化脉络因“公”的观念而搭建起了一道桥梁,最终在20世纪初相互融合而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这无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母腹。同时,最初是因战争失败,后来又因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两大因素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的三重反思,从而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实践的指导地位,从而实现了从文化逻辑向实践逻辑的转换,最终寻找到了古老东方国家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