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劳动的制度发展及法律适用

作为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居家工作的一种灵活用工方式,远程劳动一般在解决通勤困难、促进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就业、平衡工作与家庭需求等情况下被使用。作为非典型劳动的一种重要形式,该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外萌芽,发展至今已渐成规模。我国远程劳动起步较晚,受当下疫情影响才作为复工的应急措施被大规模推广使用。远程劳动具有一定的自主灵活性及较强的技术从属性,在适应劳动关系多元化发展的国际趋势中,我国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结合本土实际,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以规范此类工作形态。具体而言,远程劳动立法应坚持书面协议、同等待遇及合理监管等基本原则,明确远程劳动者劳动时间、休息休假、工资报酬、职业病与工伤认定、社会保险等的法律适用,尤其需要增强在发生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如重大疫情等)情况下灵活应对劳动关系的能力,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特殊时期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     

四肢长骨骨折术后不愈合医疗损害法医学分析

目的 对影响四肢长骨骨折术后愈合的原因进行分析,为四肢长骨骨折不愈合相关医疗损害鉴定提供借鉴或思路。方法 选取本中心2011—2018年间办理的及“中国裁判文书网”2017—2018年度公布的175例四肢长骨骨折术后不愈合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例进行分析总结。结果 影响四肢长骨骨折愈合的原因较多,以骨折内固定相关因素为主,该类医疗损害鉴定意见认定的医疗过错参与度相对较为集中（多在40%左右）。结论 四肢长骨骨折术后不愈合医疗损害的鉴定需重点关注手术相关因素,同时还需注意术后处理措施,结合患者外伤及其自身健康因素,综合分析,对过错参与度作出客观评价。     

“非法占有目的”之误解与纠正

长期以来,刑法学界认为,“非法占有为目的”是财产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观要素,刑法上的占有和所有不同于民法上的占有和所有。在民法典时代,该论点缺乏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在比较分析各个国家和地区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学说后,基于刑法谦抑原则和法秩序统一性原理,“非法占有目的”实质上就是“非法所有目的”,其内容包括排除所有权意思和取得所有权意思两方面,并将“非法所有目的”作为刑民关联案件实体判断的一个重要方法。     

生态旅游:和谐动因、价值及发展取向

构建和谐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与环境等多个方面.作为人类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旅游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理解和实现和谐社会发挥着积极作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地区间的和谐发展及旅游市场的供需和谐共同成为生态旅游产生、发展和实现的重要因素,体现了生态旅游发展的和谐动因.生态旅游的自然与文化的融合、文明与科学的传播、保护与开发的协调、财富与科技的补偿等四方面价值,也很好地融入了和谐观.在和谐社会框架下生态旅游的发展取向,应当体现在环境生态化、科学大众化、经济平衡化、利益社区化等方面.     

资本运营与产品经营相结合

产品经营固然是企业市场活动的核心,但没有资金一切活动都是空谈。只有掌握丰富的资金,才能在商场上获得更大的竞争实力。企业拥有了雄厚的资本实力,可以用它进行前期产品开发．用它进行生产;而同时,企业雄厚的资本实力可以获得社会的信任,人们更乐意借款给它。这就形成将产品优势转化为资本运营的基础,而资本运营的成果又可变为更大的产品优势的良性循环。     

围绕发展主题 加强作风建设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地向全党、全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把发展作为“十五”期间全党工作的主题。为了加快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全会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完成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好的作风,否则正确的路线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党的工作也会受到严重影响。”通过学习我们感到,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主题与作风建设的辩证关系,紧紧围绕发展主题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涉众经济犯罪的治理难点与对策

涉众型经济犯罪是指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利益受损人数众多、可能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经济犯罪案件,当前的涉众经济犯罪治理存在着法律适用难、调查取证难、协调处理难、追赃处置难、维稳压力大等难题,针对上述难题,应构建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涉众经济犯罪的侦查办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多警种、跨行业、跨区域沟通协调机制、健全涉案财物处置工作机制、完善预防危机处置工作机制。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侦查取证若干问题探析

以审判为中心是我国正式确立的重要刑事司法制度,本文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案例,对司法实践中侦查取证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和剖析,并结合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制度,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侦查机关完善侦查取证的方法与措施。     

论大数据时代保险法上信息义务履行方式的改进——由标准化转向个性化

信息义务乃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举措,具有提升消费者意思能力之效果,在履行方式上多采标准化与统一化。然行为经济学认为消费者的个人属性各有差异,理解与认知能力各不相同,标准化的履行方式难以获得实效。有鉴于此,我国保险法上信息义务标准化的履行方式存在制度困境。这一不利局面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深度运用将得以缓解,保险业者可对每一消费者作深度数据分析,精准界定消费者之个体差异,让信息义务的履行方式趋于个性化,以契合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但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可能会使保险消费者之权益遭受不当侵害,为避免保险业者滥用大数据技术,应设定相应的责任机制以作防范。为实现鼓励保险科技创新与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间的利益平衡,相关责任人的归责原则应界定为过错责任。具体而言,保险公司之过错应以是否通过监管沙盒测试为判断标准,而保险公司管理人员之过错应以商业判断规则为评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