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香港文坛矛盾和周恩来的态度

提起抗战时期香港文坛,尤其是论及中国共产党和战时香港文坛的关系时,研究者大多着眼于以下两个论题:第一,为保护中国文化精英和发展抗战文化事业,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审时度势,部署一批又一批文化人从内地转移到香港,并指导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等机构占领一系列文化阵地,充分发挥文化人的作用;第二,当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旅港文化人陷于日军包围、逮捕、杀害的险恶环境时,中共成功地进行了“秘密大营救”,并在文化人进入内地和大后方途中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可是以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却被忽略了,即当战时香港文坛发生矛盾和争论时,周恩来具体指示廖承志和“香港八办”妥善处理,并最终把旅港文化人最大范围地团结起来,建立最广泛的香港文化界     

村妇·“游击队之母”·匪首——读有关赵洪文国的零星史料

翻阅《邓颖超文集》的读者,尽管都会看到书中一幅清晰度较高的有十九位女性的合影和“邓颖超1938年8月在香港与何香凝组织的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后援会香港分会代表合影”的简单的文字说明,然而却不一定知道在这幅可谓“巾帼群英会”的老照片中,坐在前排中间,连德高望重的何香凝(前排座位左数第二)和奉中共中央长江局之命     

周恩来与蒋介石

李宗仁归国前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转变。1965年9月下旬,蒋介石派“国防部长”蒋经国访美,提出派兵到越南参战,遭到美方断然拒绝;1966年7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访问台湾答记者说:“我们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唯一”两字不见了;1967年3月,大陆“文革”如火如荼,蒋经国对美国某杂志记者说“挥师北伐,必成必胜”,可该杂志却以《中国神话》为题,发表了一篇具有讽刺意味的社论;1968年2月,曾带头反共亲蒋的尼克松发表总统竞选演说,说“在今后8年中,中国问题一定要解决”。     

上层沙龙主妇——特殊战线上的黄慕兰

一 从1933年临时中央撤离上海和潘汉年的离开,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时,黄慕兰已中断了四年的组织关系。这期间,尽管她如失群孤雁,但仍坚持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然而,没想到几个月前刘晓从延安回上海重建地下党,由于某些对她过去所负的特殊使命不清楚,对她与陈志皋结婚过着“贵夫人”生活不理解,因而未接上关系。曾经沧海难为水。经历过大风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