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口岸工作中不协调因素与对策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国家掌管对外经济贸易和国际交往进出活动的要地,是供人员、货物和交通工具等出入国境的场所.如港口、机场、车站、通道等.口岸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对外贸易、国际交往,乃至国家的声誉.口岸是由对外贸易,陆、海、空运输,检查、检验等部门和保障,服务行业四个分系统,百多个单位组成的,具有涉外性、开放性、动态性的大系统.因此,口岸各单位之间的相互配合、平衡协调是保障口岸活动高效率的重要环节.一、口岸工作不协调的原因及危害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政党因素的缺位及其修正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公共协商的主体是公民及其社团，这种理论倾向导致了政党因素在协商民主论争中的缺席。然而，公共协商与政治决策之间的非连续性和断裂性，要求公共协商在政治决策领域寻找合适且有力的政治代议者，这就为政党因素在协商民主理论中的重新出场创造了机会。因而，探讨协商民主中的政党因素实为必要。     

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历史主义与整合主义的新发展

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传统路径是组织学和功能主义。组织学路径沿袭了启蒙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而功能主义路径的实质则是结构主义。西方政党类型学的新发展主要在历史主义和整合主义的路径上展开。历史主义分类发展出一个清晰和简洁的分阶段政党演进过程，但这一模式由于其欧洲中心论倾向和线性逻辑特征而受到批评。整合主义路径力图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缺陷，但却陷入了过于描述现实而远离理论抽象的困境。整体而言，组织学和功能主义路径偏重普遍性和概括性解释，而历史主义和整合主义则更多强调个体性和特殊性。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对提高中国共产党党建科学化水平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人民呼唤干部的诚信

诚信是社会文明、政治清明、干部勤廉的重要基础和标尺。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在从政中出现的不廉洁问题，很大程度上都与诚信缺失有关，诚信缺失已成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认真剖析其原因和危害，认清诚信与廉政的关系，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诚信道德建设，以更有效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诚信缺失的表现及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背离宗旨，以权谋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员干部的宗旨，也是党员干部入党时的誓言，从政时的承诺。然而少数党员干部却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和承诺，利用手中掌握的…     

“圣手”回春──记享受政府特贴的拔尖人才济宁脉管炎医院院长张兴惠

“圣手”回春──记享受政府特贴的拔尖人才济宁脉管炎医院院长张兴惠秦存华，刘佳琦，王宝民运河孕英才，圣地育骄子，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济宁脉管炎医院院长张兴惠的神采雄姿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荧屏上，成为运河两岸又一位“东方之子”。他的脉管炎新疗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欧洲一体化

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分析经历了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阿姆斯特丹学派、新葛兰西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过程。这三大流派实质都是一种以生产关系为核心概念的政治社会分析或政治文化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从经济学逻辑向社会学逻辑转向的趋势,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变迁趋势相契合。从更为宏观的社会科学研究背景来看,这种转向也可以通过普遍性逻辑和特殊性逻辑的辩证关系来理解。     

军队英雄模范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功能考察

军队英雄模范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楷模,其对于教育激励广大官兵、引领全社会良好风尚具有重要作用,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军队英雄模范是伴随着革命英雄主义在我党我军的发展而产生的,并在党领导人民军队投身革命事业的各个时期不断涌现;军队英雄模范之于军队乃至全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源于其内在的诸多社会功能。     

GPT技术的全球治理方案:一个技术多边主义的框架

GPT技术所产生的巨大负外部性迫切需要一个全球治理框架加以应对。失业、失序、失控是GPT强负外部性的主要体现。为了使GPT技术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需要对其进行相应限制,并使其在一定的规则之中运行。鉴于GPT技术对人类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OpenAI需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美国政府应该更早地介入OpenAI开发GPT新产品的过程,而不是放任其毫无约束地发展下去。技术多边主义可以为GPT技术提供一种新的治理框架,要求其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互动逻辑下展开。     

GPT时代的民主价值与人机契约社会——从博比奥民主思想出发的思考

博比奥关于民主的一系列洞见，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民主在未来人类社会走向中的特殊价值。在GPT技术的辅助之下，可能会出现某种政治参与的通胀。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恰恰要回到公民本身。通过积极公民的倡导和激发，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载问题。在GPT技术的辅助之下，大量的重复性工作可以由机器来完成。公民在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之后，可以将这些自由时间用到社区或者城市的政治活动之中。在大转型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都要达成某种新型契约，而这种契约恰恰可以超越碎片化的利益，使一种新型的智能文明得以出现。民主作为核心价值，既可以在大转型时代中避免过多的矛盾冲突，也可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重构整个政治秩序。如果国家采取了这种新型的法团主义模式，那么实际上就会出现一种双重国家，即有形国家和无形国家。有形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要依赖无形国家进行委托治理，因为有形国家并不掌握运行大模型所需要的算法、算力和数据。在有形国家和无形国家的权力竞争和对抗的背景之下，积极公民就会变得至关重要。积极公民可能会成为有形国家的重要助手，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无形国家的超级权力。     

主体弥散化与主体责任的终结：ChatGPT对全球安全实践的影响

在人工智能时代，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将可能冲击全球安全互动中的“主体责任制”，造成安全主体的模糊化与责任缺失、安全客体责任的离散化与安全责任追责难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由弱向强、迭代演进的技术发展逻辑，不同技术阶段的“主体性危机”与“责任危机”的形态和程度各异。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低智性通用大模型的赋能作用可能会强化安全互动场域中的边缘安全主体责任。安全互动呈现出多重安全主体并存与安全客体责任离散的互动模式。在强人工智能时代，通用大模型被拟造为“类人”主体，成为多重安全主体中的一分子，安全互动呈现出无秩序形态。既有安全主体可能会表现出过度依赖算法和主体权力被侵蚀的特征，而安全客体则表现为普遍卸责和主体责任终结的特点。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安全主体互动的“主体间性”层面入手，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可利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技术形成合力，并细化事前责任；而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则可凭借大国协调，在确立智能体“半主体”身份后，建立一种“监护人”制度，在主体间性的逻辑上开展全球安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