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分类:民法总则制定中的最大争议点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律委员会和常委会的会议上,法人分类问题被反复讨论和争议.法人分类不仅关涉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涉及宪法上的结社自由权;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法人形态纷繁芜杂,很难被定性和分类. 《民法通则》中的法人分类套用当时国务院“编制管理”核定的机构分类标准,体现的是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思维,导致法人类型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难以容纳基金会、宗教活动场所等法人,而且使公法人与私法人的界限不明确,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诟病很多.     

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方立法体制改革

当前地方立法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为此,应理顺党政与人大的关系。转变立法指导思想,使地方性法规与社会相适应。地方立法要面向社会开放,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合理、通畅的立法审议机制。     

预约合同认定的理论难题与实践破解

最典型的预约合同约定当事人均承担将来缔约的义务,其实质是当事人自我设定强制缔约义务,即当事人基于契约自由限制将来的契约自由。预约合同规则的重点是构成要件和缔约义务的效力强度。《民法典》第495条规定的是双务预约合同,但也可适用于其他预约合同类型。合同编司法解释第6条增设了预约合同本身须为合同的要件,既与司法解释第3条相呼应,也符合合同拘束力来源的现代理论。预约合同约定的将来缔约期限应为合理期限。双方仅约定将来一定期限内磋商谈判的,也可能构成预约合同,双方均承担基于诚信原则合理磋商的义务。意向书等缔约阶段性文件是否构成预约合同,取决于约定的具体内容。订立认购书等文件的原因若为标的物尚不存在或依法无法出售,双方已对标的、数量等主要内容达成合意时,可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正式合同。预约合同的内容再详尽,也不能直接被认定为本约。     

定金责任的惩罚性及其合理控制

定金在我国交易实践中的重要性与其在理论上的受关注度不成比例。定金不是物上保证，也非独立的金钱担保，它和违约金均为债权的一般担保。定金责任作为违约责任方式的定位，为法律调控定金责任提供了逻辑前提。定金的固有功能决定了定金责任的惩罚性色彩通常比违约金责任更浓厚。我国《民法典》对定金责任的三种适用控制都存在问题：将定金合同定性为实践性合同缺乏理论依据，且实务上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合同标的额20%的上限有时使定金责任对违约补偿不足，有时又远高于违约损失；仅适用于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根本违约行为也与契约自由扞格，亦无法与定金的现代运用场景相匹配。定金与违约金功能的高度相似性决定了定金责任应类推适用违约金酌减规范。定金、违约金等违约赔偿约款确定的是第二次合同义务或转化义务，而非违约责任，通过惩罚性赔偿法定原则可限制其惩罚性，由此可统合各类违约赔偿约款的法律适用。     

个人信息泄露侵权责任构成中的“损害”——兼论风险社会中损害的观念化

个人信息上承载了不同主体的各种法益，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宜界定为利益，以限缩其对个人信息的支配和排他权能，调适法益冲突。个人信息侵权也应界定为违反保护性法规的侵权类型，以引入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目的和保护范围的限制，实现诸法域体系的融贯性。私密信息泄露适用隐私权侵权规则，若发生下游损害的，泄露者按照一般侵权规则承担责任；敏感信息泄露时，未发生下游损害的，受害人也可请求赔偿因焦虑产生的精神损害和风险损害，即为预防损害支付的费用。在个人信息、环境生态等领域，有条件承认预期侵权制度，肯定未来被侵权的风险构成法律上的损害，并基于精算规则予以赔偿，能使侵权责任法动态适应现代风险社会和复杂社会的需求。     

惊吓损害、健康损害与精神损害——以奥地利和瑞士的司法实践为素材

侵权法是发展最快的民法部门,也是民法教义学最难穿越的领域。这是因为:其一,侵权损害赔偿是法定之债,立法者必须依据公正等自然法理念,将其纳入环环相扣、首尾呼应的概念——规则体系,这对立法者的理性不啻为巨大挑战;其二,侵权法涉及无法财产化、市场化的人身利益,故很难如合同法一般,依据纯粹"经济规律"自如地设定规则,它还必须纳入诸多价值,这就有可能使法教义学的演绎与推理难以进行,无法按照数学逻辑构造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