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与担保的性质及对第三人的效力

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之债务,将担保标的物之权利移转于担保权人,于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得就该标的物受偿之非典型担保。本文通过对让与担保的性质及对第三人的效力之考察,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初具让与担保雏形之“按揭”形式,为此建议应将按揭正名为让与担保：     

长沙、衡阳会战的点滴回顾

1944年6月,长沙第四次会战打响。6月14日前后,日军对长沙分三路发起进攻：一路向长沙以西进发,攻击岳麓山;一路向长沙以北,从捞刀河方面压来;一路向长沙黑石渡进犯。为适应战场需要,九战区司令将我所属的宪兵队改称“九战区执法队”,任务是警卫高级军事将领、阵地督战、防止逃兵、打扫战场、押解俘虏,官兵都换上野战军服装,脚穿草鞋,     

美国记者在重庆酝酿“中国惊雷”

正白修德本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移民第二代,在哈佛大学念书时曾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抗战时期,白修德曾在重庆国民政府任宣传部顾问,也是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访问延安后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在抗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中国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国际法学者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从涉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的一系列国际文件、《联合国宪章》中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直接联系的规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家实践中明晰出的基本含义等方面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高度一致,是《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集中体现;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国际关系的相互性,适合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需要等整体特征和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的内涵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有所补充和发展;从当代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情况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都是当代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可以并行适用,适用效果是相得益彰的。     

崇尚民生幸福是善治政府的价值追求

政府善治与民生幸福有着本质的内在关联性。发展好民生幸福是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善治理念的必要前提和最终目的,是检验善治政府行政能力的试金石,是善治政府的价值追求和现实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在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实现最大幸福。因此,建设善治政府,发展好民生幸福是我们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国策,"为民谋福"应成为善治政府的基本理念。     

语文有效教学的策略

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语文有效教学是关键。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文本解读是语文有效教学的前提和基础。教学设计是语文有效教学的构想和规划。课堂执行是语文有效教学的关键和保障。     

浅谈“中国式”孝道的传承

孝敬父母乃是礼之根本,孝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百善孝为先”.如果一个人在家庭中不孝敬自己的父母,不仅仅是品质不好的问题,是人性缺失的问题.其实孝不应该是一种社会化的产物,而应该是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应该是一种发自心底的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不可命令,不可勉强.但孝是可以引导的,如何引导,我们以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开展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为例进行分析,从而为“中国式”孝道的传承寻求突破口.     

放弃仲裁异议权的确认

放弃仲裁异议权是仲裁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主要阐述了放弃异议权的确认条件,希望能给仲裁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俄罗斯知识产权与民法典关系的立法史考察

俄罗斯在近200年的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在立法和学说上一直有将知识产权内容纳入民法典的历史传统,但并非是将知识产权法全部民法典化.目前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四部分的现状,既有俄罗斯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关系的传统见解的历史惯性作用,即在将知识产权法规范是否纳入民法典的问题上,也有当代俄罗斯立法者在立法抉择上的偶然性作用,即在是否将全部知识产权法规范都纳人民法典,并废除主要的知识产权单行法的问题上.     

行政权介入民事纠纷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进路

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有把纠纷处理的业务在社会各个部分进行分散的政策考量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因其在信息收集与判断、强制权和可接近现场等专业优势,在参与化解一些与其职权密切关联的民事纠纷方面从未实质性缺席过。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关系发生“民法公法化”的巨大变迁,《民法典》的颁行开启了“行政介入”的治理新时代和新实践。无论是“行政主动涉足”,抑或是“民事吁请”之下的“行政被动介入”,甚或是“行民的共同关照”,都构成了对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大课题与挑战。梳理既有研究和实践,行政权介入民事纠纷在介入依据、领域、价值、资源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着困境。为此,必须在介入之政策和理念的进路上,做到从理想到理性的转变,在介入之权与介入之路的选择上,进行权力简化和模式优化,同时还应在介入前提、程序设限及诉讼衔接上进行介入运行的正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