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标签技术在治安人员管控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大数据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金盾工程"为载体的公安信息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公安机关积累了海量的业务数据,治安作为数据来源最多、数据类型最杂的业务部门,简单的数据查询和罗列已不能满足新时期治安防控需求,传统治安防控模式须向预测、预警模式转型。数据标签技术作为数据深入挖掘的有效手段,能将业务数据转化为量化的特征和标签,提高数据的质量和价值,为人工智能算法在治安防控领域的落地应用奠定了基础,未来可能在人员管控、犯罪预测等方面产生更大的效能。     

检察机关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

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对于刑事司法权力之再配置和相应司法模式转型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检察机关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案件主要存在认识、制度和操作三大难题,亟须解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的刑事案件可不限于轻微刑事案件,但协商范围应限于量刑、涉案财物的处理等。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应引入公益值班律师、被害人等多方参与机制。同时,应增强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司法效力,并适当扩充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以此激励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     

建立流动人口良性循环的治安管理服务机制

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存在很多问题。流动人口作为弱势群体,其管理服务和权益保障应受到全社会的重视。笔者认为,应从管理观念、管理手段、管理措施、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树立大局意识,构筑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服务机制。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重要命题。这一重要命题,把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事关党的生命的高度。四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指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就表明:发展执政党党内民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在全党已达成共识。     

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理论真的走向死亡了吗——与周永坤先生对话

主权是国家统治权和管理权的一种称谓,而统治权和管理权是国家的职能,是主权的“权力”内涵,国家离不开主权权力。作为法律下的主权,主权表征的是主体与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主权权力行为在法律上表现为权利行为和义务行为,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和平衡体,是实现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途径和方式。主权权力的这些特性是其本质属性,不因“权力”名称的改变而改变。     

公益慈善组织参与扶贫:制度困境与发展建议——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

公益慈善组织在扶贫事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具有动员资源广泛性、扶贫方式多样性、救助具有针对性以及有助于公益慈善文化形成等优势.但是,目前我国公益慈善组织扶贫在参与主体、项目运作、政社关系和慈善市场完善等方面仍存在一系列的不足.进而需要准确认知公益慈善组织的作用、定位政府职能、培育组织实体、优化公益慈善组织参与扶贫的制度环境和运作机制.     

检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兼论布尔迪厄权力论

媒介作为当今社会已被认同的“新的权力核心”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媒介权力在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研究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检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对促进和加强我国传播学领域中相对比较薄弱的媒介权力研究有重要意义。布尔迪厄的权力理论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现代社会,为媒介权力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将媒介置于社会权力场中考察,对媒介权力如何在传播场中以其工具性资本而占据统治性位置、媒介权力如何通过构成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来运作并发挥其效力等问题的探讨,可以更深入地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权力,反思媒介权力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对社会大众和个体的操纵和奴役,警惕媒介权力在人类生活中的负面作用。     

数额犯视角下我国偷税罪立法模式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下称修正案）第3条对1997年刑法偷税罪进行修正,体现出数额犯立法模式的完善。具体数额犯被修正成抽象数额犯,表明立法技术日臻成熟;仍采复合数额犯模式,但对“数额＋比例”制度设计进行了完善;改采纯正数额犯模式,行政责任条款入罪功能被取消,但赋予了“出罪阻却”功能。     

让旁听者“旁说”好

时下,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在一些地方开始由“热”变“冷”。这些地方的旁听公民普遍反映：“只能旁听,不能旁说,打不起精神来”。     

“市长,你别离开人大会望”

笔者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时,时常见到这种情况:政府市长或副市长列席会议时,显得十分繁忙,进进出出,会议中途还经常离开会场,去处理其它事情。离开会场时,有的向会议主持人请了假,并将列席会议的权利交给政府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当全权代表。有的则不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