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权力产权分析——兼论公民自治的合法性基础

自公共行政学产生以来,关于公平与效率两种价值的争论就主导了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路径,并导致了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多次转换。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重大课题。通过公共权力产权实现需求提出与需求满足的统一,是消融公平与效率悖论的有效途径,也奠定了建构公民自治与公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央地关系下深圳样本的风险缓冲：结构、过程与机制

中国之治的深圳样本是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典范。在央地关系的国家叙事中,既有研究侧重于探讨深圳样本的激励机制,本文则关注深圳样本的约束机制,即在不完全委托代理央地关系结构下深圳样本的风险缓冲问题。基于文本资料研究发现,为获得试点政策在广东省范围内的快速推广复制以及收获深圳样本的溢出效应,广东省积极支持和保护深圳的改革发展,在中央与深圳市之间发挥了重要的风险缓冲作用。正是在这种差异性互惠机制作用下形成的风险缓冲,为深圳样本创造了良好的改革和发展空间。风险缓冲的解释弥补了单方面强调激励机制的不足,从而使得对深圳样本的解释更加完整,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的央地关系理论。     

数据共享、数据风险与智慧城市的平台选择——基于深圳市S区的实证研究

数字平台是智慧城市的业务架构、信息枢纽和决策中枢。平台模式的选择与智慧城市治理的有效性紧密相关。当前，智慧城市治理面临着数据共享与数据风险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的问题。基于类离散结构的分析框架，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数字平台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而处于中间状态的政企共建模式则有助于平衡二者之间的张力。通过对深圳S区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证研究，发现具有国企背景的平台公司在政府授权下，拥有对职能部门提供协同数据需求清单的考核权力，倒逼职能部门提供协同数据，进而提高了数据共享程度。与此同时，国有平台公司又通过专业技术力量降低了与智慧城市项目供应商之间的技术不对称，从而极大地规避了因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数据风险。兼具政治属性与技术属性的国有数字平台打破了政府部门的利益窠臼，消解了商业平台的数字垄断，有效地解决了数据共享与数据风险之间的困境，为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