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回顾和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必须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主观权利的程序公权

因受私法影响,公权论明显带有实体性特征,这使公法上的程序权利自始就被归入形式公权。相比实质公权,形式公权只是个人一种不完整的法地位,这种不完满性又尤其表现于诉讼可能的欠缺。程序瑕疵的相对性使违反程序规范并不能成为个人行使撤销请求权的独立事由,程序权违反也唯有和实体权损害存在明确的违法性关联时,才符合诉讼的权利侵害要件。但伴随“经由程序的基本权利保障”的观念兴起以及欧盟法的作用辐射,德国法开始越来越多地承认绝对程序公权。绝对程序公权独立于实体法规范之外,对此类程序条款的违反可单独成为诉请撤销行政行为的理由。但在行政诉讼作为主观诉讼的定位不改变的前提下,绝对程序公权只是例外而非原则。对程序公权发展演替的体系梳理构成了对程序瑕疵司法审查的前理解,其不仅有助于澄清我们对于程序瑕疵司法审查的认知分歧,亦会将相关讨论从现有的规范阐释引向对程序公权本质的挖掘。     

实践“三个代表”必然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从农村经济体制的演进看

我国人民群众在家庭承包制、农地使用制度、乡镇企业及其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大大推动了农村经济演进的事实深刻地说明了人民群众创造性的伟大作用以及鼓励和压制人民群众创造性发挥所造成的不同后果.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倡勇于创新的精神,鼓励人民创造性的发展.实践"三个代表"必须充分注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要从多个方面来保护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公法邻人保护中的“考虑要求”

伴随行政机关对城市空间利益分配的介入，在私法相邻关系法和私法相邻权之外出现了公法相邻关系法和公法相邻权。德国法最初是从基本权利导出公法相邻权，在遭遇有违宪法分配秩序的诘问后，联邦行政法院在猪圈案判决中提出了考虑要求。考虑要求创造性地实现了从客观法到邻人主观公权利的转化，也使建筑法规范自此具备了邻人保护效果。在嗣后的发展演替中，考虑要求渐次从公法邻人保护体系的核心退居辅助性位置，并演变为与普遍邻人保护相对应的部分邻人保护。考虑要求的适用有显著性、个别性和范围可限性、法律上值得保护性以及预测可能性等要素的要求，这些要素使考虑要求既延续了保护规范理论的一般思考，又对其在具体法领域的适用进行了重要拓展。纳入考虑要求无论对扩展规划许可诉讼中邻人原告资格的范围，还是缓解一般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定中事实影响和规范依据间的张力都有所助益。     

妨害公务行为的行政处罚：在规范与现实之间

新冠疫情期间，妨害公务类的案件大幅增加，由此也引发《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应如何理解与适用的问题。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直接对接《刑法》中的妨害公务罪，鉴于两者在要件构成上的相似性，刑法学理对妨害公务罪的讨论，可成为明晰此类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借镜。除可参照刑法进行要件提取外，第50条第1款第（一）项还指向应急状态下如何弥合行政应急处罚权的配置实施与相对人权利保护的矛盾。为避免应急法治被彻底架空，本项中的“紧急状态”应做符合《宪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解释，而不能被随意扩张。第50条第1款第（一）项和第（二）项由此也应被塑造为妨害公务行为的特殊和一般条款。作为一般规定，第（二）项所维护的是日常状态下的公务执行和社会秩序，第（三）项和第（四）项应被理解为日常公务中的紧急任务，而第（一）项针对的则是法律明确限定的紧急状态下的公务履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苏联模式失败的教训及启示

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一度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赞颂为现代化和社会正义的最佳最快的途径，却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国家解体的形式宣告失败，教训是深刻的。其中，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如何摆脱历史文化传统的束缚、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实践与本质的关系以及如何吸收、借鉴、改造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等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从中总结出重要启示。     

公共决策适用算法技术的规范分析与实体边界

公共机构适用算法进行决策对国家治理能力有明显赋能，但可能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带来新的挑战。既有的算法规制多侧重正当程序的控制，缺乏公共决策适用算法技术的实体边界。尽管各国对算法技术应用于公共决策的实体边界尚未有相对一致的规范，但传统法律保留原则仍可成为思考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法律保留确定了公共决策适用算法时“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关系模式，也科以立法者在政府效能与权利保护之间的具体权衡义务。基本权利保障、风险的可控性、价值判断和自由裁量作为禁区以及算法类型和所涉数据等都应成为法律可否例外授权的考虑因素。有效的算法影响评估制度作为有助于划定决策边界的预防性手段，同样可在源头处补强算法纳入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可问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