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修订的基本目标与价值取向

公司法修订的目的在于建立和发展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先进公司法理念和制度。公司法修订应通过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和对公司内外法律关系的调整,鼓励投资,促进企业发展和公司繁荣;应给予公司法正确的定性和定位,对其强制性和任意性加以合理界定;应关注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应梳理整合现行立法,以统一的公司法对所有公司企业予以法律调整。     

集体企业法人研究

作者通过对我国现存集体企业各种形式的分析、研究,指出我国现存集体企业所有权归属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诸如在企业形式方面,人为地将私营企业变为集体企业;将集体企业升格为国营企业或在集体企业中强制实行一套背离其性质的管理制度,其结果严重地侵害了公民或劳动群众的财产权利,泯灭了集体企业的生机。为此作者提出了对集体企业改革的设想及立法对策。     

我国企业法人主要法定条件分析

近几年来“皮包公司”(指没有资金、人员、场地的企业)的出现,经济往来中拖欠债务、资不抵债现象甚至欺诈行为的严重存在,使人们已经深深感到我国法人制度有被滥用的危险。民法通则的颁布无疑是防止此种不正常现象的最有力的立法措施,其中第41条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就成为目前正进行的公司整顿和公司立法的基本法律依据。本文试对其中最为重要的独立责任、财产条件和组织条件作一分析,并力图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初步探讨。     

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制度及其评价

<正> 学者们认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有人给予的赞誉更高,说它是新世代爆发的一颗原子弹,说它的产生不亚于电力、蒸汽机的发现。的确,股份有限公司的社会地位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而赋予股份有限公司以强大生命力、并作为其显著标志的则是其实行的有限责任制度。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公司法律制度的现状

<正> 本文试图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公司概念与法律特征及共公司立法状况作一梗概性的描述。但由于南斯拉夫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其企业结构也自成体系,本文在此不予涉及。首先,苏联、东欧国家的公司与传统理论上的公司,即资本主义国家公司法上的公司完全不同。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是指二人以上出资组成的营利性的社团法人(某些国     

法律实施是最大的问题

曹凤岐:比股权分置改革、《证券法》、《公司法》更有战略意义的是国九条。赵旭东:最重要的问题当属法律的实施问题。史际春:法≠法条,法治水平不可能因为若干法条的变化而在短时间内获得大的提升。     

商事信用的界定与制度构成

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信用概念有着不同的涵义。商法上的商事信用不只是一种对商事主体履约或清偿能力的主观评价，同时也是一种客观的履约能力。我国需要创建的商事信用制度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特定的规范构成，包括商事信用权、商事信用信息公示、商事信用信息征集和商事信用的评价以及商事信用的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等多项制度。大陆法国家传统商法制度中没有单独的商事信用制度，并不成为否定商事信用制度的充分理由，相反恰是创新中国商事信用制度的重要根据。设计并构建商事信用制度无疑是中国未来商事立法的必由之路和重大使命。     

文化的自主性与文明的互惠性——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逻辑及中国观察

在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与国际关系新秩序的背景之下,各各不同文化的传承问题日益成为文化自觉的前提存在.而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有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文化创新出现,这种创新必然要跟随着世界文化的改变或文化转型一起思考,也就是放在国际性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中来进行考察.由此文明的交流也变成是基于不同文明彼此间互惠互利而展开的一种国际关系新实践,由此引发了文明的互鉴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在此意义上,文化的自主性与文明的互惠性将会成为未来文明间互惠的一种结构性基础.它因此要求有对自己文化存在的种种表述上的话语权,要有一套自我传承的内在谱系,还要有一种文化实践中的自主性发生.     

在文化对立与文化自觉之间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是对文化相对主义所误导的“文化对立”姿态的一种超越。但“文化自觉”概念并无法消解依旧存在的“文化冲突”;且容易衍生为以“文化复旧”为表现形式的“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位于文化对立与文化自觉之间,或许是当前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