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水平参与DEPA的关键领域与路径选择

申请加入DEPA不仅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先手棋”,更是深化国内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关键决策,有助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推动数字经济由产业创新驱动转向更多依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驱动的新阶段,中国可重点在数据流动、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创新和网络安全五大领域主动对接DEPA协定要求;进一步地,系统化构建以数字自由贸易港为核心,以数字营商环境示范区为抓手、以数字经济产业先行区为重点、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区为纽带、以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为动能的“一港四区”格局,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开放发展、创新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研究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社会管理视野中考察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案例研究,揭示出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及其限度。实践表明,社区社会组织推动了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创新了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充分发挥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推进自律自治、形成社会认同、促进多元融合、集结公民意愿、实现利益表达等作用。同时,政府需要提供完善的制度框架和健全的政策法规来为其营造良好环境,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也需要拓宽领域,创新方式,特别是将社会治理理念融入实践。     

健康消费的科学内涵、国际经验与促进政策

促进健康消费不仅是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动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最佳突破口,也是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动力源。健康消费包括基础型健康消费、发展型健康消费两大类。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健康产业和健康消费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这些国家在产业政策支持、国家战略支撑、产业集群发展、健康保障制度等方面,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经验。当前我国健康消费发展的主要瓶颈包括健康消费素养总体不高、支付能力不强、有效供给不足、市场主体竞争力偏弱、消费环境有待改善等。扩大健康消费需要加强居民健康素养教育,培育健康消费新亮点,优化健康消费有效供给,完善健康消费渠道与服务体系,壮大健康消费市场主体,提高居民健康消费能力和营造规范有序健康消费环境。     

县域医共体改革如何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

在“强基层”战略推动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成为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关键抓手。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构成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时间高度紧迫、医疗需求骤增的情境下实现有效应对,成为实务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聚焦整体性协同与组织重新整合两项核心元素,以浙江省县域医共体改革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改革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的影响,并通过案例分析阐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县域医共体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基层的应对能力,改革的完成情况与防范预警、医疗救治两个应对阶段的表现紧密相关,能力提升通过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与需求驱动的资源统筹机制予以实现。     

新农村建设与土地制度改革——与浙江省桐乡市委书记费建文的对话

新农村建设必须通过实施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战略来推进。现行土地制度已构成对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最大约束,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打破土地的制度约束,从中发展现代农业。而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破解土地制度约束的过程中,构建农村市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浙江经验

与市场化进程和社会治理体系发育互动演进的政府改革是"浙江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服务型政府建设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转变施政理念,实现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推进制度建设,实现从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向"全面履行"转变;创新政策工具,实现从公共服务的"单一供给模式"向"复合供给模式"转变。但浙江服务型政府建设仍然面临着深入推进的现实困境。当前我国的权力配置结构未发生重大调整,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未发生实质性转变,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艰难的重要原因。在法治的框架下,以调整政府层级间关系为突破口,建立"混合型行政管理体制",增强地方政府自主性,加强社会问责,确保政府职能全面履行,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     

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

服务型政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途径,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近十年来,通过确立服务型政府基本理念、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改革公共财政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政府间职责分工不合理,社会政策体系整体规划缺失,以及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完善,使得发展型政府难以超越,政府转型远未完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服务型政府,除了进一步明确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巩固、确立新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政策体系等制度基础外,关键在于为政府转型构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论作为政治问题的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当前在迅速城市化的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集中表现在土地征用问题上。政府征地所引致的后果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 ,扩展到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因此 ,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征地已成为一场政治层面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而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则为争取改革成功提供了一条可能性思路。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既突出了关系国家稳定的政治性问题 ,又为解决这些问题准备了日益充分的条件。     

布莱尔、布朗的鹰谷议程与全球政治的不平等发展

2005年7月在苏格兰鹰谷(Gleneagles)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布莱尔和布朗提出了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的议程。通过反思“鹰谷”会议及其后续会议的成果与启示,批评布莱尔、布朗和“变贫困为历史”活动内在包含的概念框架,可以看到,“变贫穷为历史”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在金融、贸易和环境领域等发展策略的三个主要竞技场中,世界各国于一种复杂的结构不平等模式中运作。布莱尔和布朗的鹰谷议程不得不面对不平等发展的全球政治,而且这个议程由于这些政治条件的限制被弄得歪七扭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