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商会的绩效与发展——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

基于浙江省温州市行业协(商)会的问卷调查及利用SPSS工具的统计分析,对近年来温州工商行业协(商)会的绩效与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比较.通过分析与比较,得出:温州商会在整体上呈良性发展态势,其行业管理职能的总体实施情况较好,但不同行业之间的商会职能在履行上有差异性,各项职能的发挥程度在不同行业之间也有所不同;无论是协会组织还是会员企业对行业组织的评价都较高,未来预期也较高;近年来行业协(商)会的市场化、民间性、独立性、自主性特征表现明显,并不断得到增强;行业会员企业对行业协(商)会的支持率普遍较高;政府对行业协(商)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行业协(商)会仍对政府有较大的依赖性;行业协(商)会的治理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能够促进社会力量蓬勃发展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民间商会得到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新概念,并且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新常态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浙江在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先进经验,为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奠定了基础,为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参考.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 ,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理论分析对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做了预测 ,而许多国家的改革经历也证明了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 ,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 ,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国高水平参与DEPA的关键领域与路径选择

申请加入DEPA不仅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先手棋”,更是深化国内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关键决策,有助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推动数字经济由产业创新驱动转向更多依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驱动的新阶段,中国可重点在数据流动、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创新和网络安全五大领域主动对接DEPA协定要求;进一步地,系统化构建以数字自由贸易港为核心,以数字营商环境示范区为抓手、以数字经济产业先行区为重点、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区为纽带、以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为动能的“一港四区”格局,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开放发展、创新发展。     

积极探索后疫情时代的治理新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应对疫情,不同程度暴露了我们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物资储备、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每一次灾难过后,我们就应该变得更加聪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补齐短板.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向我们提出了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角度研究这场疫情防控工作,及时补齐短板,积极探索后疫情时代治理新路子的重要任务.     

社情民意集聚回应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的研究

建立完善社情民意集聚回应机制是当前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议题。西方学者多从选举制度出发研究公众表达与政府回应问题。基于我国国情和现实,建立完善社情民意集聚回应机制离不开体制内外的相互联动、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合作。这需要政府在厘清职责边界的基础上,实现治理方式变革与创新。通过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社情民意接待服务站案例的考察,以及与杭州市上城区湖滨街道“湖滨晴雨”工作室的比较,可以看到,社会力量的成长、政府体制改革、合理的社会与政府关系等是有效集聚并回应社情民意的重要条件。     

2006年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

2006年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涌现出大量新成果,呈现出四大特征:第一,公共治理的快速转型促进了社会组织参与,参与式治理理论逐渐形成。第二,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理得到细致刻画,双方依赖、在参与中成长等理论表明,发展新的分析范式以丰富中国公民社会理论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第三,网络舆论的兴起引发了网络公民社会研究热,技术赋权的现实意义受到充分关注。第四,关于中国究竟是否已经形成公民社会的争论,由于缺乏共同的话语平台,无力解释现实和推动理论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研究应加强交流与对话,重视基础理论发展。     

企业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杭州“援通”参与居家养老服务提供的实践和经验

近年来,公众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需求持续增长,但既有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尚难以充分满足公众的需求。党和政府适时提出要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杭州市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通过完善制度建设,搭建企业参与居家养老服务提供的平台,与企业分工、协作,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并利用其优势,以“援通系统”作为信息平台和资源整合者,联合政府、服务商、社区、公众等共同构成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协作网络。这一实践表明了私人部门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及其能动性,但其继续发展和推广仍需作出进一步努力。     

行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基于温州商会的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转型，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而且要求社会组织发挥在社会管理中的“志愿服务”功能和与政府合作共治的功能。温州商会在环境治理、安全生产管理和劳资关系协商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表明作为社会组织重要形式的行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体现出行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时存在的动力不足、领域狭窄、责任模糊等问题。行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管理需以政府发挥“元治理”作用，明确参与规则、开放参与空间、厘清责任归属等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