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情民意集聚回应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的研究

建立完善社情民意集聚回应机制是当前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议题。西方学者多从选举制度出发研究公众表达与政府回应问题。基于我国国情和现实，建立完善社情民意集聚回应机制离不开体制内外的相互联动、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合作。这需要政府在厘清职责边界的基础上，实现治理方式变革与创新。通过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社情民意接待服务站案例的考察，以及与杭州市上城区湖滨街道“湖滨晴雨”工作室的比较，可以看到，社会力量的成长、政府体制改革、合理的社会与政府关系等是有效集聚并回应社情民意的重要条件。     

法国地方治理体系中的市镇政府

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法国兴起了地方治理运动.相比于省政府与大区政府,市镇政府拥有更大的治理自由与空间,它们无论在市镇内与各种组织、社会团体利益互相整合方面,还是在外部与中央政府、其他相同层级或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国际组织互相作用方面,都已经取得了诸多经验,从而鲜明地体现了法国地方治理的特色.但法国地方治理中也存在着市镇官员权力过大、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公民参与缺少正式制度安排、地方自主权仍然不足等问题.     

法国地方治理体系中的市镇联合体

在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法国1982年开始的地方分权把改革的触角深入到市镇联合体中,制订或修改多项鼓励市镇间联合的法律,并赋予联合体一定的事权和财权,深刻改变了市镇关系。联合体在内、外部两个维度,通过融合各种利益关系,形成与其它地方政府、中央、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欧盟等互动合作的治理结构,从而鲜明地体现了法国地方治理的特色。但法国市镇联合体治理中也存在着成员市镇间地位不平等,大区、省与大市镇矛盾突出,公民参与有限等诸多问题,需要不断地通过改革创新来解决。     

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目标和途径:评《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危机与重建》

公共行政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其发展目标和途径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例如，张成福（1996）总结了学科在10年的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中国行政学在理论建构和理论指导实践方面基础薄弱，学者对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发展不够敏感。     

常学常新的理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四周年

邓小平理论是常学常新的理论.这种"新"来自于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和精神的新认识,来自于邓小平理论在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中其真理性、生命力得到的验证,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实践中把邓小平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公共治理机制:信息、决策与执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一起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公共管理者可以通过建立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对疫情的预测、控制和干预。在中国,地方政府是构建和运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的关键主体,它们需要在应对疫情时综合协调包含行政体系、医疗机构、供应商、志愿者和社区居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关系。在涉及多元主体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中,政府需要承担元治理角色,核心责任是为多元主体的有效互动提供规则、建立秩序、促成集体行动。湖北省武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表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采用了行政主导方式来应对治理难题,而且行政体系的治理能力较为有限,影响了疫情防控效果。如何完善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治理机制?在信息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建立更加多元、透明的信息渠道,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敏锐度;通过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化数据开放,更好协调多元主体的自主治理。在决策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完善更加全面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明确行政部门和志愿部门、社区等职责,提高应急决策水平。在执行机制方面,地方政府既要加强行政体系内部的资源调配能力,又要提高与市场主体、志愿部门的合作能力,确保应急措施有效。     

2006年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

2006年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涌现出大量新成果,呈现出四大特征:第一,公共治理的快速转型促进了社会组织参与,参与式治理理论逐渐形成。第二,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理得到细致刻画,双方依赖、在参与中成长等理论表明,发展新的分析范式以丰富中国公民社会理论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第三,网络舆论的兴起引发了网络公民社会研究热,技术赋权的现实意义受到充分关注。第四,关于中国究竟是否已经形成公民社会的争论,由于缺乏共同的话语平台,无力解释现实和推动理论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研究应加强交流与对话,重视基础理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