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乡村善治,撑起可持续脱贫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同时也为世界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世界银行多次表示,中国减贫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之一,具有全球意义。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在即将告别绝对贫困之际,我们更应深思的是:如何让脱贫成果不断巩固,让贫困乡村持续发展?     

超越政府中心主义治理逻辑如何可能——基于“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经验

以公共服务组织(主要是政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政府中心主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普遍特征。政府中心主义的治理逻辑带来了公共服务组织成本高企、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求解上述公共管理的全球性难题提供了可能的中国方案,即"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是指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公共服务以民众需求作为设计、供给的核心标准,通过民众与公共服务组织的共同生产,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民众真实需求相匹配。"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实现"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提供了六条经验:基于法理权威最大限度统一共识,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全过程民众参与,基于法治原则的主体责任,新技术与传统机制融合的内部协调,内化潜在冲突的主体间协调,多种渠道的实时监督。     

条与块的游戏规则该怎么变——中央与地方混合型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

当前我国不同层级间政府的职责分工尚不明确,中央协调地方政府行为空间有限,导致政府履行经济职能越位、错位,履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缺位。要以混合型行政管理体制重构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对地方的激励与政府职能转变。     

超越发展型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

本文选取国际上两种重要的现代化模式——东亚经济起飞时期的发展型国家与西方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作为“认知对比镜像”,论述我国共同富裕治理体系的主要框架和特征,从经济、社会、生态和数字化发展等多维角度阐释了共同富裕治理体系的内涵。党政国家体系的高动员度、市场体系的高竞争度和社会的高活跃度,共同构成共富治理体系的多元驱动力量。与发展型国家和福利国家相比,共同富裕治理体系呈现出多目标特征,它综合经济高质量发展、橄榄型社会结构构建、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绿色发展、文化发展和数字化发展等多元复合目标,从而超越了工业时代发展型国家与福利国家的治理体系。     

大城治理如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读何艳玲的《人民城市之路》

<正>何艳玲教授作为知名学者,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时刻瞄准真实中国的前沿问题,用她自己的话就是“与时代肝胆相照”。她的用心作品《人民城市之路》(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以成都治理为场景,试图求解超大城市如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读完这本书,既感受到成都浓郁的烟火气息,更感受到作者对中国治理特别是城市治理的深刻见解。一、新时代的新命题当前,我们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不断叠加,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全面升级,     

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公共政策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大量方法和理论,也表现为这些研究分散在各种特定领域的政策中。国家概念是政策理论的中心,但要将国家理论应用于政策研究却不容易“。阶段”方法是政策研究中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之一,但它只是一种初级方法。新制度主义方法将政策制定过程推向了一种重要的比较分析方式,为解释政策的异同提供了制度解释维度,但它太笼统,考虑范围过于宽泛。而新制度主义者经常选择特定政策领域或部门进行分析,这是一个重要进展,因为政策制定是在特定部门或领域中进行的,仅仅集中关注国家及其行政、立法、司法机构是不够的。政策网络方法体现了研究者对于政策制定中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更普遍、更早的兴趣,但它除了描述外并不能帮助我们在理论发展中走得更远。理性方法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当然它不能把理性选择作为对决策的惟一解释。在合作模式中,国家及其各个层次不再被看作合作的惟一机制,它表明市场和网络作为合作的另一种机制或原则正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时下十分流行的治理理论并没有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它可能仅仅是一个时髦词汇。如果把治理的要点放在使国家、市民社会、市场、网络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互相协作上,治理就会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和深刻的分析方法。     

让公民治理运转起来——重新审视《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

正在公民治理这一理论谱系中,其主要理论和基本观点比较集中在美国学者博克斯(R.C.Box)的《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斯盖特(H.L.Schachter)的《重塑政府还是重塑我们自己》、金和斯蒂文思(KingStivers)的《政府与我们为一体》以及博盖森(P.Bogason)的《公共行政与后现代:美国人2000年后的一些研究重点》等研究文献中。明确提出"公民治理"概念,并对之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模型建构与制度设计的是美国学     

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在纵向地方政府间关系中的作用与限度——基于浙江省市县党政负责人的问卷调查北大核心CSSCI

"依绩效提拔"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是解释中国纵向政府间关系,乃至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治理绩效的一种重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依绩效提拔"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赋予了上级政府自上而下落实政令的权力。但浙江省55名市县党政负责人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是上级政府调控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有限工具。第一,绩效的激励范围有限,表现为地方干部并不都认同"依绩效提拔"的判断,且有较稳定晋升预期的干部更不认同这一说法。第二,绩效的激励效果有限。一方面,"一票否决"指标的约束力不强,只有少数干部认为触犯"一票否决"指标会终止晋升之路。另一方面,其他类型绩效的激励效果差异显著,受访者认为重点工作比综合性考核排名、经济绩效更有助于晋升,而创新则被认为是展示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依绩效提拔"赋予了上级政府下达具体政策任务推进某些重点工作的较强权威,但并未给予上级政府设立绩效标准引导地方政府转变行为模式的有力影响。     

政府支持与行业协会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基于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的研究

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的“二元推动模式”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具有明显局限性,行业协会助推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值得重视.实证研究表明,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的行业协会已经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受协会生成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政府支持力度成为影响行业协会发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作用的关键因素,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影响行业协会功能绩效的“内部能力”这一因素的影响却相对有限.因此,发挥行业协会助推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需要政府加强对行业协会的支持力度,扩大支持的广度.对行业协会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其工作重点应转向争取政府资源.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行业协会的自身治理能力对政会关系的影响将逐渐增强,行业协会需要不断提升内部能力.     

黑格尔的国家观

黑格尔的国家观，既不是试图为现存国家辩护也不是试图建设一个理想国家，它所展开的是国家的合理性。他的国家理想主义，即是自由意识的现象学，是其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的完成。他的有机的国家制度论，同样体现了对启蒙思想与浪漫主义思想的综合与超越。“极权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类的普通标签并不适用于黑格尔的国家观，给黑格尔国家观贴上这类标签常常是模糊了而不是清晰了它自身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