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军事法应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从部门法划分的理论进行探讨

近年来,随着国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步伐的加快,对构成我国法律体系的各个部门法的探讨也在不断深入。对军事法的研究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逐渐展开的。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军事法是否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本文将从依法治军的现实必要性和部门法的划分理论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农村经济增长政策的扶贫效应分析

近10多年来,政府的农村经济增长政策与扶贫项目之成效如何?通过对12个扶贫样本村调查资料的定性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扶贫项目和政策在不同村庄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并呈现"规律性"效应,即:投向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类的项目呈现正效应,而直接投向生活的产业发展类项目呈现负效应.这与扶贫项目决策与执行机制的非民主与责任流失,以及宏观政策在扶贫效应上的非匹配等问题密切相关.     

在治理整顿中,发展晋江县外向型经济

当前,认真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用中央的精神统一认识,在实际工作中做到治理整顿坚定不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坚定不移,并把这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浅析我国政府投资项目后管理

0、前言在现实生活中,项目的后管理是一个往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对于大多数非赢利性的政府投资项目来说更是如此。后管理的涵义是指对项目的实际意义上的管理,它包含项目的运营、维修、保护等一系列措施,起到提高项目社会、经济等方面效益以及保护和延长项目寿命作用的管理。它与后评价的含义不同,项目的后评价是指项目在建成投入运营后,对照项目立项、可研、设计提出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来评价项目的效益、作用和影响,分析项目的实现程度。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来说,后评价一般在项目后管理之前发生,即在项目竣工后对项目的评价;但有时后评价也…     

外伤性鼓膜穿孔应用内窥镜录像156例分析

鼓膜位于外耳道深段 ,受伤后进行法医学鉴定 ,需请耳鼻喉科医生借助额镜、耳镜进行检查 ,若有异议或进行复审 ,往往失去原始伤情条件而再次鉴定复审比较困难。近 3年来我们对本市及县区的外伤性鼓膜穿孔部分案例进行了内窥镜电视显示下录像和伤情鉴定 ,存档录像资料 1 5 6例 ,报告分析如下。一、临床资料本组 1 5 6例 ,男 74人 ,女 82人 ;年龄 1 4～ 6 8岁。录像时间为伤后 1～ 2 5天。左耳 98例 ,右耳 46例 ,双耳 1 2例。1 外伤原因多为外耳道气压伤所致。其中有掌击、拳击 1 0 5例 ,占 6 7 3%。其他钝器伤 (棍棒、酒瓶、砖头、鞋底等 )…     

农村基层治理与民主实践中的宗族问题

本文根据对50余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宗族对村政的影响力明显强于对乡政的影响力,对治理的影响力明显强于对选举的影响力.这表明:宗族的影响力与其所处的区域面积成反比,并与村民行动的自主性之间成反比.不过,宗族在乡村选举与治理中的作用程度虽然有所不同,但其作用性质却都有着双重的特点,既有负面的消极作用,也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能提升选举的竞争性和公平性,并成为农民抗拒不法侵害而保障自身权利的武器.因此,对宗族应有相对平和的心态与积极引导的政策.     

基层干部眼中的政情

一、地方官员对一些政治现象的满意度 1．对干部任用风气的评价 “用人风气”是观测政治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也是多年来十分强调的问题之一，早就有“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之说。被调查者既是被任用的干部，本人往往又直接任用下属，对“用人风气”，他们的感受自然十分深刻。     

农村宗族势力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

众所公认，在中国，宗族虽历尽变迁，但始终在农村社会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社会学家冯尔康先生认为，族权曾是国家政权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形式，是仅次于国家政权的一种有系统的权力。无论在中国的南部或是北部，有相当多的乡村是中国宗族制度的象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制度、新政策的确立和实施．特别是随着政治运动的展开，宗族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普遍转入一段较长时间的销声匿迹之中。然而，这一切．对于有着悠久的厚重文化积淀的宗族，显然并不足以构成摧毁性的打击。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少数地方的宗族仍在…     

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师资队伍定位与培养模式研究

建立应用型师资队伍是新建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根本保障。本文研究了应用型师资队伍的概念定位、素质特征,以期探索出双师型、校企联合型、带头人发展型和专兼结合型多种培养模式。     

民众表达行动的转型及其政策含义——以G县企业军转干部为例(2000-2007年)

军转干部与农民群体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但两者的表达行动十分相近。在行动之前,往往选择沉默或"和平性行动";然后,选择"施压性行动";最后,走向"合法合理性行动"。军转干部何以起而表达并持续行动,可以从"结构"、"动员"与"文化"的综合模型得到解释。他们的行动并非反体制、反社会,因此并不足畏、也不必畏。他们的行动并没有产生诸如骚乱之类的严重后果,相反出现了理性化转型。其中原因,既有行动者个人尤其是其组织的自我约束,更有政府学习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政策调整的到位。确立弹性而动态的稳定观,将民众的日常表达行为及其组织正式立法,乃是谋求社会政治稳定的应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