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山语录》的道德修养方法初探

王志谨在《盘山语录》中提出了根除妄念、泯邪存正、切己反省、境上炼心等道德修养的方法。将向内修炼与向外践行相结合,并将主体的心性修炼提高到道德修养层面上来。这种内外兼顾的道德修养方法对于道德品德的培育和道德境界的升华具有积极意义。     

论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特色、功能优势与实践路径

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是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所发挥的协商治理意义上的建设性民主监督,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特色,而且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突出的功能优势。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作为政协民主监督职能在新时代的新定位,既彰显了统一战线鲜明的政治性特色,也凸显了新型政党制度内在的一致性特色,还体现了协商民主广泛的包容性特色。同时,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化发展具有一系列突出的功能优势,既具有增进政治共识的政治优势,也能够发挥协同合作的治理优势,还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实效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充分彰显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特色和功能优势,就需要基于统一战线组织发挥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政治效能,依托专门协商机构提升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治理效能,聚焦人民群众福祉精准调研协商,提高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实效性。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协商式监督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握民主实质,注重实效原则。     

公证参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程序的可行性探讨

最近人民法院在办案中遇到这样一件案例．被视为司法创新典型：被执行人金某由陈某等3名申请执行人分别担保．从金融机构贷款共计300万元后携款出走。贷款到期后，3名担保人履行了担保还款责任后，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金某依法偿还他们垫付的贷款款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采取了将金某在某小区购置的一套房产查封。     

论对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法律规制

基金管理人是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的核心,各国基金法规都对基金管理人课以信托法上的注意义务.相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我国对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规定过于笼统和粗糙,我们有必要在对注意义务原则性规定外,给予更详细的标准化规定.     

创新农村土地制度 破解“三农”难题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实现农民的全面小康必将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它不可能像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那样,通过一两年的农村改革就能实现。当前要做的和能够做到的,并起到明显效果的是:必须深化农村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正公平。     

姜堰:以项目化管理推进机关部门党风廉政建设

近年来,江苏省姜堰市按照"工作项目化、项目目标化、目标责任化、责任考评化"的思路,对市级机关部门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工作全面实施项目化管理、精细化运作、科学化考评,统筹推进机关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各项重点工作,保障全市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强化组织领导,建立项目实施工作机制。将部门党风廉政建设重点项目实施放在全市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框架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规律和要求——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

记者：去年，全国人大关于“六五”普法的决定提出了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任务，是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进一步强调：“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动人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那么，怎样正确理解和界定“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呢？     

用文化与创意改造传统产业

转变发展方式是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课题.在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一国在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由于发展方式不能及时转变,从而陷入经济停滞、社会问题凸现的严峻局面.要转变发展方式,除要下功夫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外,一是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从“手中无米叫鸡不理”到民得实惠党得民心——铁岭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综述

铁岭,地处辽北。作为传统农业地区,农村党建始终是铁岭基层党建工作的重头戏。曾经,＂手中无米,叫鸡不理＂是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缺乏号召力和凝聚力的真实写照。近年来,铁岭市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道路上进行探索与实践,全市村级集体经济实力逐步壮大,实现了强村富民的发展目标,农村基层建设、服务与管理的支出需求得以满足,党的执政基础也逐步得到了夯实。目前,全市1175个村,村集体有收入的548个,其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180个;村集体有存款的442个,其中,存款在10万元以上的63个。     

论我国撤诉型和解的瑕疵救济

撤诉型和解受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规制，但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其履行依赖于当事人的自觉。目前，当事人主要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以及侵害债权等实体法事由提起新诉，要求撤销和解协议或确认和解协议无效，但若当事人根据一审判决进行和解而事后有证据证明一审判决有误之时，当事人提起新诉要求撤销和解协议可能面临不予受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德国和日本的多元化救济模式，赋予当事人根据瑕疵的不同选择不同程序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