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官”下的“刁民”

时常听到一些基层干部抱怨工作不好做,因为总有些“刁民”闹事。但一旦深入调查,人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刁民”往往是被冤枉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刁民”。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黑心赚黑钱石粉充豆粉》里的那些村民就是市场经济下出现的典型的“刁民”。这些人不管别人死活,把搞建筑用的滑石粉兑到豆粉里制成大量的所谓豆制食品,销往全国各地。想想真是可怕,用掺了３０％的建筑用滑石粉制作出来的所谓“豆制品”,怎么能卖给人吃！这些“刁民”所作所为实在愧对良心,天理不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刁民”,或者说这些“刁…     

面对“于丹现象”

随着《于丹论语心得》的热播,这两年原本就热闹的“兴国学”又有升温“开锅”之势。乡下的书店我不知道,不能妄说,现在只要你一进城市书店,满眼都是这种精神快餐,不,著作——仿佛全国人民都成了小学生。当然,正像有论者说的,“今天听上去有老生常谈之嫌,但却堪称真理的一件事情是,从内容生产的角度来看,未来人类最稀缺的不是粮食,不是水,不是石油,而是人们的注意力”。没想到,这本来就不难懂的意思,现在又让“于丹现象”诠释了一回。     

民主意识也应从娃娃抓起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的一所小学里,班干部的“民主评议”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当地媒体以《娃娃们的民主评议》为题作了报道。不要小看孩子们的这种“民主评议”,说不定若干年后,从他们这一代开始,中国的民主意识将更加深入人心。孩子们的“民主评议”搞得那么认真,大人们真是应该学一学。如果大人们的“民主评议”也这么认真,我们这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就会快得多。     

从孙志刚的死想到“普法教育”

自4月2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之死这件事以来,我想了很多: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会发生这样的事,主要原因、深层原因在哪里?说到底,还是整个社会的法制意识淡薄。在这样的土壤上生长的只是权力而不是法。在我们这里只有权力,只尊重权力。一个城市,一个地方,一个机关,一个部门,总之凡有人群的地方,谁的权力大谁就是最大的“法”,或说权力就是法。对于这一点,自己大半生以来一     

可怜的许霆 可敬的许父

坐了两年牢,出来仍是新闻人物。自称"连日记都不会写",却出狱即开了博客。近来读了几篇有关许霆出狱后的报道,给人一个强烈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     

知识分子拿什么做标准

<正>在中国一位出版人的博客中读到一篇文章,是作者在看话剧《操场》之后"所想到的":《知识分子怎么了?》。这里显然说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怎么了呢?博文中,话剧《操场》的作者邹静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是这么表示的:     

生死断想

我们古代的庄周、二十世纪的鲁迅先生以及伟大的物理学家犹太人爱因斯坦,他们可称得上有大智慧的人。他们把死看得很轻。特别是鲁迅先生,被当时的欧洲医生誉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并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病死五年而没死的人,还在用那支“金不换“坚持征战,却不想法子医病,看轻生命由此可见一斑。现在有些人,无病呻吟,小病大养。今天这“王浆“,明日那补品,开个没完,反正是公家的钱。活着那么使劲地吃喝玩乐加保养,怕的就是个死。若是现在真地制出了不说“长生不死“药,即便是能延年个百儿     

没有天生的“罪犯坯子”﹄

没有天生的﹃罪犯坯子○闵良臣常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这说的是遗传，虽然未必全是事实，然大家似乎都信。可“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又作何解？过去偶尔也有些不明白，有的家庭，不论爹娘，还是兄弟姊妹，都很本分，唯有其中一个孩子却成了罪犯。还...     

台上看不见台下

大约是缺少文艺细胞，因而无缘上台演出过什么；又因人已中年，仍没个一官半职，因而印象中也没在那大会主席台上“就坐”过。这一“过”二“过”，我也就不知在台上看台下到底能看见什么，效果如何。 一天独自闲坐，打开电视机，戏里白玉霜正在戏台上演唱。当时坐在楼上作为观众的警察署署长不安好心，对身旁看戏的袁师长说什么白玉霜正在用媚眼勾引台下观众。不料，这位虽然也不是好东西的袁师长毕竟多懂点常识，随口一句“台上哪看见台下”，给了署长一个尴尬。 无论剧中的袁师长如何坏，只要不因人废言，都不能不承认他的这句“台上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