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先进文化引领宗教文化转型——结合新疆实际

宗教在人类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以先进文化为引领是新疆在新世纪新阶段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命题,也是新疆新世纪新阶段完成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大历史任务的重大战略抉择。在新的战略机遇期,以先进文化引领宗教文化转型,树立健康的宗教观念,挖掘宗教中的积极因素,进一步发挥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民族宗教工作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不当得利之善意与恶意的法律效力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使得他人遭受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之债的基本效力是受损人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但受益人并不是无条件负担原物返还或者价额偿还的义务，除法律规定情形外，受益人应当返还不当得利．应该在多大的范围内承担返还原物或者偿还的责任，取决于受益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不当得利的构成与受益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无关．但不当得利的效力因受益人善意或者恶意有明显不同。绝大多数国家立法都区分善意与恶意以确定受益人的返还范围。就善意受领人设减轻责任的规定．     

关于刑罚轻缓化之正当性的理论解读

刑罚轻缓化在理论上是具有正当性的,这一点可从刑罚的威慑理论、刑罚的效益理论、刑罚的功能理论以及刑罚的人道理论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解读。     

科学把握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分标准——以闫某玩忽职守案为例的分析

我国刑法理论对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系过失在认识上基本一致，而对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则存在三种认识，即故意说、过失说与复合说。从立法进程、《刑法》分则第九章对渎职罪的规定体系以及最高司法机关对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在立案标准与案件分类上的区别对待来看，将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确定为故意，是合理的。在司法实践中，意图通过区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来达到明确界分两种不同犯罪的目的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困难。对两罪主观罪过形式的探知，更多的是通过对客观行为内容的分析判断进而得出的高度盖然性的结论。只有将行为的客观方面作为两罪的主要区分标准，才可能满足作为标准本身所要求的基本明确性。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建设的互动性分析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项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道在6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尽风雨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携手并肩、团结奋斗的成果,经受住时间检验,经受住实践证明的成果。这项制度能够在中国的社会形态下扎根,能够在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协商民主中成长,并能够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协商民主提供新资源、拓展新空间。     

大山里的“夫妻小学”

一对夫妻教师支撑起一所山村小学。他们在大山的那份坚守与执著,改变了山村愚昧无知的历史,就像一轮太阳给大山带来了朝气与希望。六肥村距岑溪市区40多公里,是岑溪市波塘镇大山深处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这里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在大山脚下,有一所小学——六肥小学,在这里任教的是一对夫妻,丈夫叫廖亚华,妻子叫黄兑梅。廖亚华在这所小学已经任教22年,妻子黄兑梅也任教了19年,村里人把     

论新形势下民族地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方面,团结培养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方兴未艾。本文分析了新疆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特殊性、战略地位,提出了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战略举措。     

刑罚配置结构调整论纲

刑罚配置结构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依据一定的原则在刑法中对各种刑罚方法进行分配、布置所形成的各种刑罚方法的系统组合形式。刑罚配置结构的合理化是刑罚功能有效发挥的组织基础。我国刑罚配置结构不合理是制约刑罚功能有效发挥并导致刑罚过量投入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我国的刑罚配置结构应当作必要的调整:在死刑配置方面,取消明显不必要的死刑配置;在自由刑配置方面,调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管制刑的配置,并废除拘役刑;在财产刑配置方面,调整罚金刑的配置,并废除没收财产刑;在资格刑配置方面,调整资格刑的配置内容、配置范围和配置方式;在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配置方面,协调罪种间的法定刑配置。     

买安眠药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张某,女,23岁,某大学四年级学生。因抑郁症产生轻生念头。2009年6月5日,张某趁同宿舍同学不在,在宿舍里上吊自杀,因被及时发现得救。6月15日,同宿舍同学李某与张某谈心,张某仍然表示自己活着没有意思，不如死了。李某反复劝张某想开点，并说死也要好好地死，不能采用上吊的方法。得知李某有亲戚在医院工作，张某再三央求李某帮忙买一些安眠药。     

浅析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量刑公正是刑法追求公正价值的主要体现。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对犯罪规定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容易造成法官滥用刑法裁量权的情形发生。因此,如何监督法官的刑法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种背景下,1999年我国一些基层检察院开始了对量刑建议制度的试用,200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正式将量刑建议列为检察改革项目,但目前对量刑建议的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各地基层检察院在具体行使量刑建议权时采取不同的做法。为此,本文就检察机关统一和具有可操作性地行使量刑建议权的问题予以阐释,以供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