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文艺运动的新方向--浅析《穷人乐》的创作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非常重视乡村文艺工作,边区各地活跃着许多乡村剧团,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阜平高街村剧团自编自演的《穷人乐》取得演出成功后,好评如潮,被作为“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新方向和新方法”而在边区全面推广,号召乡村剧团“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组织群众文化生活,从而推动了敌后乡村文艺工作的大发展。敌后乡村文艺成为根据地建设中的一朵奇葩,绽放在华北敌后。     

论消费者保护法上的告知义务——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第17号指导性案例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保护消费者信息上的弱势地位出发对经营者的告知义务进行了多方位的规范.经营者“应告知未告知”的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欺诈行为,进而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相关规定.在告知义务的范围、举证责任、欺诈认定以及瑕疵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竞合等问题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现有民法规则存在体系整合的必要.第17号指导案例在肯定“应告知未告知”的欺诈行为类型,以及理解和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上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对前述诸多问题的解决并未形成参照效力,仍有待今后的判例学说作进一步发展.     

出入国管理法案的意义与课题

<正> 一、出入国管理令与侨居日本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一)侨居日本外国人的人数除旅游等暂时停留于日本的以外,长期侨居于我国的外国人数,截止1980年7月1日为止,大约为776,000人。其中侨居日本的朝鲜人(包括有"韩国"国籍者)占压倒多数,约为664,000人,占总数的85.6%。其次为中国人,约为5万人,占6.4%。美国人约为两万人,占2.6%。其他约为42,000人,占5.4%。因此,脱离侨居日本的朝鲜人与中国人的法律地     

论法定解除事由的规范体系——以一般规范与特别规范的关系为中心

现行法上关于法定解除事由的规范体系错综复杂,除《合同法》第94条的一般规范之外,还包括分则、特别法和司法解释中大量特别规范。这些特别规范并非仅仅是《合同法》第94条在特殊合同领域的具体化,还包括变更、扩张、限制甚至排除法定解除权一般规范的大量内容。法定解除事由的多样化,为具体交易实践中不同合同利益甚至社会利益的平衡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模式,同时也对重构合同法定解除权的一般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然,基于体系整合的需要,《合同法》第94条的一般规范依然能发挥其在法律解释适用和理论梳理上的指引作用。     

批判、扬弃与超越：《费尔巴哈论》的三重释读及时代意蕴

<正>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本身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及恩格斯的重要思考,有助于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主义在立场、重大观点和方法方面的问题,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实现批判、扬弃和超越的深层次原因。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思辨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一般原理对当代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追诉时效与司法正义

若遇极其严重、危害极大的犯罪,必须追诉的,仍可以报请最高检核准,予以追究近日,据@平安南京发布的警情通报:1992年3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原南京医学院发生一起残忍杀害在校女学生林某的案件。2020年2月23日,专案组侦查取得重大破案线索,于当日凌晨抓获犯罪嫌疑人麻某某,一举破获此案。     

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之争有待休矣——以意大利法为视角的再思考

国内理论对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侧重于论证解除有无溯及力。但实际上，意大利等传统坚持溯及力原则的国家也正出现渐渐淡化溯及力概念本义的趋势。主导解除法律效果的根本不在于溯及力概念本身，而是通过明确具体的返还制度，保护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     

国外青少年法规有关青少年犯罪概念的规定

<正> 一、情况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现象,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前,在欧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就不断增加,成为难以医治的"社会病",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青少年犯罪急剧上升,危及了各国社会治安和统治阶级利益,被称为世界三大公害之首,引起了各国政府、法学家、社会学家、犯界学家以及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因此,他们很早     

意大利法中违约解除效果实证考察

意大利法中明确肯定了溯及力原则,但无论立法本身还是理论和实践都已淡化了溯及力概念的本意,以求在保护债权人的同时,更好地平衡合同相关方的利益。实证考察印证了解除"直接效果说"的不合理之处,也说明了有无溯及效力和物权变动模式无必然联系。中国法应该从"折衷说"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完善具体的返还制度。     

以房抵债协议的法理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载“朱俊芳案”评释

“朱俊芳案”中,当事人针对同一笔款项先后签订房屋买卖和借款合同两份协议,并在借款协议中约定某种“以房抵债”的处理方式。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以本案存在两个“并存而又联系”的合同关系来解释案涉协议的性质,试图通过现有合同法和债法规则,探索出审理“以房抵债”协议纠纷的新型路径,但在案件事实的梳理和案涉条款法理构造的解读上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对于“以房抵债协议”的性质以及由此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体法律关系,存在广泛的解释空间,应在现有法秩序框架下,结合当事人订立合同的主观意图、客观情势及相关民法原理和制度作出更为审慎的判断。就“以房抵债协议”与流押条款的关系,也应通过考察相关约定内容对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实际影响后再作综合判断:一方面,需要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不当干预,另一方面,同样应该避免当事人通过“以房抵债协议”规避流押禁令的变相高利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