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坏人与人坏官

这题目颇有点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很难一下想明白,越不易明白难免越要想,于是也就顾不得许多,只顾一路想下去。 官能荣人自不待说,如果做官实在是件丢人的事,那么陶渊明这样的人物就不会寥若晨星。人能荣官则实属罕见,自古及今某官非由某人来做的事固然也有,但某官由某人做后即可使这官位在人们心目中增值的事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没有。而相反的情况则比比皆是,以至使人感觉很难说清究竟是人坏了官还是官坏了人。     

构建中国特色刑事特别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增设的四种特别程序,是回应社会治理、犯罪控制工作日益复杂、多元的挑战所作出的必要调整,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精细化与科学化。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理论认识与实践应用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进行继续审查的制度。这对于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围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设计问题,当前各界还存在一些不同认识。如何从这些争论中提炼出真知灼见,尽快消除有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理论疑惑,构建起符合实际需求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实现立法初衷的关键一步。为此,本期特编发"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专题研讨会"的专家发言和部分论文,涵盖学者、检察官、法官、律师从各自视角的理解及其制度构想,以期对进一步的研究有所裨益。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自2010年10月起,试行了7年有余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终于得以全面推行。作为回应"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实际举措,不仅是检察机关,法学界乃至全社会都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寄予厚望。然而,作为一项初生的制度,人民监督员不可避免地存在定性模糊、缺失民意以及运行机制等结构性缺陷,目前这些缺陷已致这一改革措施置于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改革的方向是扩大监督范围、建立由外部选任的、在诉讼程序内具有法律效力的人民监督员诉讼制度。     

测谎结论的证据问题研究

近年来,测谎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并在侦查破案和审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测谎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未统一,加之我国对于测谎结论的适用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已有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测谎结论的质疑,即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问题。因此,明晰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和应有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亟需研究的一个问题。     

我国证据能力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证据能力是证据制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主要关注的是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准入问题。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资格问题上都注重防止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证据材料进入到诉讼过程中，以避免法官因此形成不恰当的心证。不同的是，大陆法系国家要求法官在严格证明程序的规制下行使自由裁量权，立法上对证据能力问题较少具有普适性的规定；而英关法系国家则设立专门的程序来解决证据的可采性，并根据大量的证据规则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现行的证据能力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在构建我国能力制度的时候，可以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一方面建立相应的证据能力规则,另一方面完善相关的程序，使证据能力制度真正发挥其制度功能，保障法官在审判过程免受不当因素的影响。     

回忆周恩来总理对我的几次教诲——高梁访谈录

高梁,1944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新华社、外交部、中宣部工作,曾任中宣部外宣局局长等职。2006年逝世。本文根据对高梁同志生前进行的访谈记录整理而成。记者:高梁同志,您长期工作在新闻和外交战线上,曾多次近距离接触周恩来,其中一定有不少细节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结合实际 注重创新 积极探索发展现代烟草农业

自国烟草专卖局提出“加强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专业化分工、信息化管理，走有中国特色的烟草农业现代化道路，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烟农收入持续增加”以来，贵州烟草商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克服“有风险的不敢干，有难度的不愿干，无先例的不能干”的畏难情绪，     

梵天禅寺

推开梵天寺一侧的山门，拾足跨过高高的台阶，信步人寺，迎面便是一股禅意：寺门内的菩提，遮天蔽日，青绿幽深。走上台阶，两旁是两座距今900多年的宋代婆罗门石佛塔。这两座石塔原是同安城区内西安桥桥头桥尾镇邪保平安的镇桥塔，1957年历史学家郑振铎先生到同安考察时，发现它们价值很高，怕发大水时被淹掉，建议把石塔移人梵天寺内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