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政策与脱贫致富

独生子女政策与脱贫致富两者间的关系是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导致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家庭出现,从而引发社会与家庭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培养成本飙升,生存风险加大与亲属关系支持网络缩小等,还因大量违法生育而出现因超生受处罚致贫与因超生受处罚返贫现象,使部分妇女儿童健康受损。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对脱贫致富不利,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妇至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是风险规避与风险应对的必然选择。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在中国的意义

无论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还是从总抚养比上考察, 中国目前都处在劳动人口负担最轻的一段时期,也就是中国正在分享所谓的“人口红利”。国外甚至有人将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归结为中国目前的人口红利。但中国目前人口红利的形成或产生是建立在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与1970年代以来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之上的,是前人对生育投资的一种回报,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意,也是过去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种回报,还是现代人减少对生育投资的必然结果,同时还应看作是现代人对未来的一种透支     

商品房预售制：保留抑或变革——基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以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考察我国大陆商品房预售制的缘起、变迁动力与变迁路径可以发现,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房地产领域的住房投资资金和居民居住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品房预售制中多方的相对代价也发生转变：国家的逻辑从重视增长转向重视分配,购房者的逻辑从迫切追涨转向审慎抉择。这些变化使得一些之前透支运作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陷入困境,连带一些地区的预售制运转遇到困难。对此,应努力克服路径依赖,多措并举探寻商品房预售制改革的最优解。     

年老型社会与人口红利并存:矛盾及其根源

所谓国际上通用的联合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实乃国人的一大误解，它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年老型社会与人口红利并存矛盾的出现。鉴于联合国标准的“随意”性缺陷，本文构建了新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指出在目前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下，只有当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或超过17％时才能认为进入年老型社会。这不仅解决了年老型社会与人口红利并存的矛盾，而且对于重新认识人口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歧视问题辨析

社会分工影响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孕育子女是女性不可规避的责任和义务.全面二孩政策在给予女性再生育权利的同时,现今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因此遭受更多的就业歧视,女性就业中性别歧视与性别优待并存.辩证地看待全面二孩政策与女性的工作,积极营造平衡女性工作与生活的家庭发展政策尤为重要.     

独生子女政策与社会风险

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天然的结构性缺陷,给社会制造了系统性风险.除了以往学者们指出的各种风险外,[1]还面临着劳动力短缺、道德、法律、腐败、贫困、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受损、出生性别结构失衡、人口素质逆淘汰、数据失实、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等十大风险.     

升学锦标赛、教育内卷化与学区分层

家庭子女数量锐减与残酷的升学淘汰机制导致城市基础教育陷入排位赛的内卷化竞争.基础教育难度低、知识更新慢、人才区分度不高,其教育分层更多依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择校"完成,而非学生智识水平及学业成长潜力.民众和市场基于理性选择对教育资源调控政策做出"制度再适应",如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集体行动逻辑不发生质变,用教学...     

城市化悖论：结构城市化与规模城市化的逆行现象研究

城市化测算与研究是制定城市发展战略与城市发展规划的首要问题,也是城市化研究相关学科经久不衰的重要议题。通过梳理2000—2020年间中国不同城市的城市化率与城市人口规模,考察两者的变动方向与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上广深四座扩张型城市均存在城市化率停滞或降低、但城市人口增长的现象;反之,鹤岗、汕尾等收缩型城市却呈现出城市化率提高、但城市人口缩减的现象,这种城市化率与城市人口变动方向的背离现象可称之为“城市化悖论”。城市化悖论现象的形成机理在于城市人口与总人口变化速度悬殊所致,而其应对策略有赖于改良与反思经典的城市化指标与理论、重新审视人口规划与城市发展战略、及时弥补政策偏差与风险、深入改革户籍制度以及适时转变人口增长主义的思维定式。     

土地即权力:城市化进程中房价与地价的互动机制及其运行逻辑

跨国比较表明,城市化进程中房价与地价存在正相关关系。通过构建人口城市化加速阶段房地产市场模型,对目前房地产市场某些流行观点进行反思,可以看到:房价决定地价,而土地稀缺性之说则系夸大其辞;政府利用对土地的垄断霸权,通过严格限制甚至减少土地供应量的饥饿营销策略与"招拍挂"制度安排,造成中国房地产市场供需失衡,推升地价与房价使得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扭曲,政府因此而成为高地价与高房价的最大获益者。高地价与高房价推高了生活成本,增大了居民生活压力,透支了未来几代人的利益。     

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本文所建立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学模型,以及以其定量地计算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由阻碍作用转变成为促进因素,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中国每年实现的GDP中人口红利的贡献份额已超过10%。然而,人口红利的一次性、人口迁移与人口红利的区域间转移、人口红利为谁所得和人口负债由谁承担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