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整合协调作用

统一战线与农村社会管理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农村善治与和谐对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农村社会管理对统一战线提出了新要求。当前,农村社会管理的各种组织资源及其管理理念、途径、方式缺乏有效整合,多元治理中的离散、冲突问题严重。要真正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格局,需要深入研究统一战线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整合协调问题。因此,统一战线的范围应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统一战线的社会功能应从控制为主向整合为主转变,通过团结引领、政治参与、整合资源、协调关系促进各管理主体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从而实现统一战线在社会协同中的主导地位。     

公证保护『海尔』权益

作为中国驰名商标,"海尔"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代表着良好的企业形象.而侵犯海尔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事件时有发生,保护该商标的专用权显得尤为重要.     

从诚信危机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我们要“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今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再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回首现实，国人的诚信意识、道德意识正在弱化和丧失，诚信建设、道德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包容性治理：城镇化社区治理策略选择

城镇化发展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进城入镇农民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于村落共同体的生活场域，并由此形成一类独特的社区形态，即“城镇化社区”。此类社区因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所以治理机理复杂、形态各异，总体治理水平较低、成效不佳。寻找国家政权力量的基层有效性和维护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性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成为城镇化社区治理理论和实践的一大难题。西何社区作为城镇化社区的典型代表，其治理突出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兼容并包的治理资源、党领共治的治理结构，具有显著的包容性治理特征且富有成效。结合包容性治理主体、过程、成果三大维度与西何社区治理实践，分析发现包容性治理与城镇化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耦合性。西何经验充分展示了城镇化社区包容性治理策略选择的必要与可能。     

从隔离走向融合:城中村青年社群问题研究

城中村青年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群体,在与城市市民的互动过程中出现了社群隔离现象,导致其陷入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动力贫困状态,严重阻碍了城中村青年农民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历史进程。社会融合是消除社群隔离、促进和谐共融、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途径,是城中村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激发城中村青年群体强劲发展活力和动力的根本保证。     

农村社会管理中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

在多元化治理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治理主体结构失衡、功能模糊、关系失调和行为失范等所带来的种种困扰,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社会管理的进步和发展。从共同治理理念和现实国情出发,我国应建立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面对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离散和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应有整合者的担当,通过对多元治理主体价值观念、组织结构、利益结构的有效整合,从而实现党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特质与统战文化建设

对于中国人而言,＂和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一个不变的追求,它渗透于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处世观、审美观及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为特质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对中国＂大一统＂社会结构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更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统战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村务公开现状透视及对策思考

根据我们在陕北、关中几县农村的实地走、访、查、看,我省村务公开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 　　一、公布形式不规范。村务公开,使村组织的行为成为“阳光行动”,要求从方便村民了解村内事务出发,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对农民广而告之。而我省大多数乡村,村务公开的形式千篇一律,公开场所一般设在村部,公开栏在村部的墙上,有的干脆张贴在村办公室。由于村部离村民聚居点较远,很少有人去看公开栏的内容。 　　二、公布时间不确定。上级要求村务公开要及时,不得超过三个月,但有的村委会半年才公布一次,有的一年,…     

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的建构前提

我国民主政治的迅速发展使农民政治参与日益广泛和深入,从而进一步推进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政治参与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非制度参与问题危害尤烈。因此,加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是解决当前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努力营造农民政治参与制度根植的基础和运行条件是进行制度建设的前提保障。     

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探析

当前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频繁发生,归根结底,是由两对矛盾造成的:一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强烈要求同现有体制所供给的利益表达机制不足和渠道不畅之间的矛盾;二是农民政治参与的行为同其自身素质水平较低之间的矛盾。这种制度供给不足与农村公民文化素质较低的状况相叠加,问题变得尤为严重。可以预见,如果没有制度建设上的努力,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阶层分化,这个困境将有加重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