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激励关爱机制 激发农村干部创造活力

平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县，一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一个长期以来因为条件艰苦、发展困难客商友人望而却步，生存环境恶劣、穷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善的苦地方，在短短的几年间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发生了深刻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发展越来越快，2007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省119个县（市、区）中排名第80位，比上年前移13个位次，经济社会发展指数全省排名第74位，比上年前移29个位次，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完成1．8亿元，比2007年同期翻了一番。     

礼治视阈下先秦服制的精神及其社会功能

礼治是先秦"天人关系"中人的因素彰显后形成的一种以礼治国的方式。先秦诸礼中,丧礼最具活力,它在形成中孕育了尊亲、爱人的人伦精神和权利义务相对应的法律思想,沟通了生养死葬之礼,具有凝聚及和睦家庭、宗族的自治功能。随着宗谱被确立为国家纲纪,服制辅助君统和分封制,确保了君统承嗣有序及边疆稳定,还推动着大宗法社会向"士农一体"化的小宗法社会过渡。先秦服制不仅为后世治亲以安邦构筑了总思路,也是涵养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论当代武装冲突法面临的挑战

在武力使用借口日益多样,信息网络、无人攻击机以及私人军事、安保公司等新型作战力量和新的方法手段被广泛运用的形势下,武装冲突法出现了效力缺失的局面。对此,一方面应结合武装冲突实践的新特点进行创新发展,制订规范文件弥补法律漏洞,增强可行性与操作性;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国际合作,进一步完善执行监督机制,保证各国较好地遵守武装冲突法。     

减刑、假释程序中的检察监督

在减刑、假释程序中,存在着检察监督弱化和虚化的现实困境。配合性监督泛滥,柔和性监督是主流,被动性监督成为常态。从具体层面上看,是由于减刑、假释程序具有高度封闭性,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有限;从根本层面上看,是由于检察监督的法律定位有违检察权运行的基本规律。为保证检察监督能够真正对减刑、假释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保证减刑、假释程序的有序性与严肃性,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直接参与刑罚执行活动的权力,从源头上进行检察监督,还要摒弃传统检察监督的法律定位,转变监督模式。     

论武装冲突法中的报复及其适用

报复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强制性方法，其允许一国在武装冲突中面对敌方的严重违法作战时，可以根据武装冲突法的相关规定，及时对敌予以相应的反击，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是如果报复运用的不当，就会引起反复的报复与反报复，进而导致武装冲突的升级。所以报复及其合法适用就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对报复的含义以及适用的时机、权限、对象、手段、限度等方面进行全面合理的把握。     

贪污贿赂案件立案程序之实践考察

刑事立案权未充分有效地行使是司法实践中现实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立案前的初查程序运行不理想、立案中"不破不立"的潜规则以及立案后撤销机制不健全,影响了犯罪追诉效果。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立法、考核机制以及立案观念等方面。有必要从立法上将初查程序合法化,赋予必要的初查措施,并且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取消立案加分和撤案扣分,还要更新立案观念,简化撤案程序。     

当前检察体制改革的关键:办案组织及责任制

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形式主要有独任制与团队制两种。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属于行政审批制特色,办案责任被行政分割而难以落实。对于办案组织的模式选择,我国当前应当结合检察业务的特征和积累的实践经验,以独任制为主,团队制为辅;办案责任制应坚持承办责任的原则,将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作为主要责任主体;在处理二级部门与办案组之间的关系时,应尽可能采取部门负责人与办案组负责检察官合一的机制模式。     

英国大宪章对罗马法的继受与创新

自公元一世纪中叶到十二世纪初,不列颠先后经历了直接和间接适用罗马法的漫长时代,其法律成长在多方面受到罗马法的影响。因此,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不会像一些英国学者所言,是不列颠日耳曼传统独立发展的结果。大宪章中关于私人财产保护、人身自由保障、城市自治、赋税和刑事司法的制度都深烙着罗马法的印记;大宪章中蕴含的保障权利、限制王权、契约自由、注重程序等法律精神更是深受罗马法的影响。大宪章可谓英格兰法律成长中继受罗马法又秉持民族精神的创新结果,它蕴含着兼容并蓄、注重法治、协商共治、限制强权等一系列法律创新智慧,为英国普通法发展奠定了基石,使得后来的普通法系能够与大陆法系相媲关。     

论孝文化的法律价值

孝文化是华夏民族生活智慧的结晶，今天它仍然是家庭和谐不可缺少的基本道德要求。原创文化中的孝文化具有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尊重人格以及彰显权利义务对等的法哲学价值；孝文化在古代法制实践中又积淀了丰富的立法和司法价值。探索孝文化的法律文化价值可以从法律上有效规制不孝，以利于构建新型和谐社会。     

环境武器国际法规制问题初探

环境武器作为一种以自然环境为直接攻击对象的新式武器,严重违背了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准则。但至今为止,国际社会仍没有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律机制对环境武器进行有效的规制。以国际人道法的基本理论为切入点,从区分原则、比例原则以及避免不必要痛苦原则等国际人道法基本原则出发,有必要在国际立法、执法以及监督等方面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环境武器国际法规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