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执法的重心应当上移

经济执法的级别管辖问题既是经济法的实施问题,也是行政执法的程序问题,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问题直接相关。目前中国的经济执法以地方政府为主,其实施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要克服这一顽症,需要将经济执法的重心上移到比较高层级的政府——直至中央政府。这不仅与经济法管理事务的受益范围——属于全国性和跨省的事务相符合,也符合建立权力和责任高度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需要。     

危难时刻凸显公民的“社会权”

从非典传染病肆虐以来,人们耳熟能详的新闻报道是:疫情报告、信息公开;财政拨款、防治非典;医药物资、绿色通道;社会捐赠、奉献爱心;军中无戏言、查处渎职官;国际合作、联合攻关;不许发昧心财,打击哄抬物价、掺杂使假、虚假广告等违法犯罪行为等等。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举动,使人们亲身体会到“三个代表”的现实意义;也真切地感到“以民为本”、“社会本位”理念的光芒。从法学的视角看,上述种种行为的逻辑前提是公民享有的一种特殊权利“社会权”。社会权是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产生的一种权利。是相对自由权的一个概念。自由权是“对国家的自…     

关于经济法中以“新型责任”弥补“行政责任”缺陷的思考

在经济法中使用行政责任范畴 ,限制了法院实施经济法的职能 ,不利于经济法实现其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 ;而使用“新型责任”(暂称为“经济责任”)范畴 ,既有利于确立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 ,也有利于经济法实现其调整机制的创新。它较之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具有其特殊性。     

民法在我国法律中的地位

民法在我国法律中的地位韩志红法律、法规得到严格执行，预算收入能保证政府行使职能必不可少的需要，预算支出能够统筹安排，确保重点和节俭使用。与此相联系，预算审查的重点，一是预算编制是否符合预算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预算结构是否合理；二是预算收入是否与...     

在中国建立中央法院系统的思考

设置中央（联邦）法院系统是大多数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司法体制的共同特征。在中国设置中央法院系统不仅可以保障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而且有着克服法律实施中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现实意义。设置中央法院系统的基本理论依据和逻辑前提是中央（联邦）政府拥有事权。有事权就应当有立法权、执法权以及司法权，有司法权就需要有自己的法院系统。文章对在中国如何设置中央法院系统、中央法院系统的受案范围及设置中央法院系统后的配套改革等方面做了初步探讨。     

对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构成的思考

一、 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构成的缺陷1997年通过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专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刑法》专节规定对侵犯知识犯罪进行惩处,这在我国刑事立法上尚属首次,这表明了我国对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坚定决心和立场。但通观《刑法》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罪构成的规定,可以发现中国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构成的规定与世贸组织TRIPs的规定尚有不一致之处。TRIPs对刑事诉讼程序的要求有:第一,TRIPs协议要求全体成员应当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供刑事程序的救济措施,以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     

对我国经济行政执法权力配置的反思

经济行政执法作为经济法法律适用的一种重要形式,直接关系着经济法的实施。经济行政执法权力配置是否科学、合理,不仅对经济法的法律适用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权利得到应有尊重的宪政问题。中国经济执法机关权力的配置除应当拥有调查权和行政权外,还应当具有行政和解权和行政起诉权。     

完善行政执法属地管辖原则的探讨

一、现行规定与问题(一)以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为原则中国行政执法以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为一般原则,即违法行为发生在何处,就由当地享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中国《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关于经济法体系的新思考

经济法体系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由于经济法学界一直主要按照经济立法的特定功能和作用对经济法律法规进行分类,致使经济法部门法的划分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这不仅直接影响了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走向成熟和被人们普遍理解与接受,而且使得经济法各部门法的研究缺乏理论层面的分析,文章从探讨法域和法律部门划分的方法出发,对中国经济法体系的重新建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浅议地理标志财产权的配置

作为一种知识产权,地理标志财产权的配置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界定,笔者认为其所有权应归属于不特定的使用者共有即社会所有.由于其所有权归属的特殊性,需要将管理权委托给地理标志共有者成立的独立的管理组织,以排除公权机关的直接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