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有效领导之门的五把钥匙

富有成就的领导者经常使用5把简易而有效的领导钥匙。1、像朋友般地对待他人以交友的诚意进行领导,就能够彻底地改变人们对领导的通常定义。在此,我们将朋友和领导者这两者的含意作一对比。朋友间相互存在着一种持久而真诚的友谊。他们能为对方作出牺牲．并都能自愿照应对方。朋友间不分主仆,不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     

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对法院的监督

瑞典保留着议会监察专员监督法院的制度。这一制度与瑞典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并为宪法所保障。对此制度的存在虽有各种争论 ,但它的确防止了法官的偏袒和不当行为 ,并进而在司法领域维护公众信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老挝的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进展

一、前言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老挝”）于1986年实施称为“新经济机制”的经济改革,开始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但在政治方面,仍继续维持着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一党体制。由于是缓慢地向市场经济转移,经济并没有经历急剧的变动,其增长也能维持在6％左右。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虽然没有发生激烈的变化,但随着时代的进展,也逐渐发生着变化。向市场经济的转移对劳动力市场、相对工资、教育的收益率等产生着影响,因此本文将对这一情况进行分析。     

作为中亚转型国家参考模式的发展型政权

苏联解体20年后,几乎所有的前共产主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仍然有些转型国家在这一进程中落在后面,其中就有前苏联的5个中亚加盟共和国。对于这些既不同于俄罗斯和东欧,更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来说,实现转型没有明显的参照模式。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在东亚地区取得成功的“发展型政权”是否也能够为中亚经济体的发展提供一个参考模式。     

1989—2029年大转型——可以更好或将会更好吗？

本文对中东欧国家自1989年以来发生的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进行了理论和现实的阐释,考察了其历史特性,批驳了该地区已经在制度上成为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的论点,而认为中东欧国家在转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强调,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进程不会呈直线型发展。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市场改革与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只有在更加精确地确定目标,同时不是将制度转型当作是自我实现的目标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才会取得更好的转型绩效,否则会朝相反方向发展。     

最危险的坏习惯

我们都希望得到更多的时间,享受更幸福的生活。可是．自律和由此决定的专注于重要的事这两点要求却偏偏总是那么难以做到。生活中仿佛有太多的事情挡在了我们的面前。阻碍着我们去实现自己亲手制订的计划。在这类阻碍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所谓的拖延战术。扪心自问．你一定不会对以下这种情形感到陌生吧？明明已经制订好了详尽的计划,明明清楚自己迟早都要完成这项任务,可是。每当坐到办公桌前准备开始工作的时候．内心偏偏会出现这样的声音：“我现在就要开始吗？或许迟些也可以吧？”而且,这个声音还会越来越大,最终浇熄了我们的工作热情。让原本可以顺利完成的任务再次被搁置在一边……     

确保新丝绸之路的安全

中国重燃雄心,决意沿着丝绸之路的不同分支大力发展贸易,这就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传统及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国政府誓言用崭新的安全观应对这些挑战。然而,这些观念无助于促进中国的安全利益。在解决不同安全利益的矛盾方面,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对繁荣的追求与安全的维护、经济雄心的必然结果是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平崛起与两岸统一和收复失地、外交政策指导思想面临困境。中欧之间的安全合作前景不容乐观。中国安全思维所面临的困境或矛盾,使欧洲面临三大不确定性:太平洋的紧张局势将如何发展?中国将如何捍卫其在新丝绸之路上的利益?太平洋的紧张局势将如何影响中国在欧亚非交汇处的行动?这些不确定性也给欧洲新增了两大战略选择:一是继续与中国在丝绸之路上合作与较量;二是把充满巨大挑战的欧亚非交汇处以及欧洲的近邻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并接受美国邀请,加入其重返太平洋地区的行动。虽然中国欲与丝绸之路另一端的欧盟建立有意义的合作,以便最终实现责任分担,但前路必将困难重重。     

清代亚洲非对称关系的层次与多样性

非对称关系不均匀的本质导致了互动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知觉的差异。尽管双方都在试图“处理”这种非对称关系——强者试图进行主导,而弱者会进行挑战——但大多数非对称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稳定的。这些关系是通过互动来维持的。亚洲非对称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中心性。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域、中国的人口与生产力规模为其典型的非对称对外关系创造了条件,并且中国的中心区域和各地区之间也同样体现出非对称的特点。有清一代,亚洲各国曾彻底臣服于这种非对称关系。在非对称关系中存在三种标准,即对抗的双方能力差距悬殊、角色无法调换、无法消灭对方。清朝传统非对称关系的根基最后被摧毁,很大的原因是来自其内部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在当今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崛起”（peaceful leap forward）则引发了关于中国传统治理与外交方式新地位的问题。     

关于无偿行为下即时取得的研究

善意取得既是适应经济发展的一项交易规则,也是现代民法中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善意取得制度传统上是动产的善意制度,所以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一直颇有争议。对此问题,日本法和中国法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关于善意取得成立的要件,日本《民法》第192条和中国《物权法》106条都分别作出了规定。然而,基于无偿行为下的善意取得是否成立,中国的法律则明确予以否定。与此相对,虽然日本法律没有对之作出明确规定,而学界的主流观点却认为善意取得可以成立。进而,无偿取得者是否有必要基于不当得利之原因而向原所有权人返还不当得利,这个问题也成为当今日本学界广泛讨论的议题。虽然日、中之间的法制度有着明显的差异,不过,部分法律规定和学说的见解仍然值得两国间相互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