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哈佛博士的恋土情结－－“土人”俞孔坚的景观设计理念

俞孔坚是浙江金华人,1963年出生,199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主攻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199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创建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和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兼任国内多所大学教授。他1993—1995年任哈佛大学Teaching Fellow GISSepcialist,1995—1997年任职     

中国西部多元城镇化道路探析

中国西部的现实状况决定了西部的城镇化道路具有多元性。多元城镇化道路是西部城镇化道路的客观选择 ,其具体内容包括 :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多元化 ;城镇规模扩张的多元化 ;城镇布局形态扩张的多元化 ;城镇化动力的多元化 ;城镇主导产业的多元化。     

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审批制度关系研究

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将于今年七月一日正式实行,这对我国政府体制改革,对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对于适应WTO规则,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行政许可法》是国家在进一步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出台的,因而关于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审批制度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时下人们瞩目的热点之一。本文试图就此略陈管见。一、现有的争论关于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审批制度之关系,首先就集中在“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这两个概念之关系上。然而,理论界对于这两个概念都没有统一的定论(当然也不一定需要有统一的定论) ,…     

毒品案件及侦查的特殊性

据统计,2002年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达到100万,全国2863个县(市、区)中有2148个存在毒品问题,一些地区甚至呈泛滥趋势。河北1997年全省登记在册吸毒人员为1700人,到2002年发展到7978人,6年增长了近5倍。2002年河北省共破获各类涉毒案件1059起,缴获毒品海洛因300千克。然而我们目前打击毒品案件的力度与毒品案件上升的     

试论政教合一的成因及文化模式对藏区的影响

政教合一作为政权与教权合二为一的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现象,在藏族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模式,在藏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对我们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开展政保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政教合一体制的成因 在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统治曾比较普遍地存在。教权与政权的结合,按其结合的紧密程度,可分为“国教统治”和“神权政治”。我国藏区自元朝到民主     

解放军演练高强度空地对抗 南京战区航空兵某部与防空兵实兵对抗演习现场

战机与地面防空火力永远是矛与盾的两面,在空对地打击手段飞速发展的今天,地对空装备也对空中目标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我军航空兵未来可能面对的空地对抗环境决不会轻松,本文就是来自南空某部高强度空地对抗演练的现场报道。     

医务界人士话倡廉

我有一位乡友因乃子有病来沪住院医治,特来托我探听这家医院的主任医师家庭住址,要在术前送去“红包”,我力斥其妄,他却大笑而别,使我感到怆然！一月后复来辞行,他旧事重提,说住院后,只听“左邻右舍”大谈送“红包”的“重要性”,列举某床病人因未送“红包”而耽误手术;某床病人因不送“红包”即由实习医生主刀云云,谈虎色变,不一而足！他说我天真,正统,言下之意     

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关系视域下的社会道德困境分析北大核心

物质利益关系是社会道德的现实基础,规定着道德的本质。社会转型期道德困境的产生,根源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多重利益格局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成为道德困境产生的现实根源,集中表现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功利主义与平等主义之间的冲突。因此,道德建设的根本途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生产力,夯实物质基础,同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利益分配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要求。     

滑县公选村党支部书记挖掘大学生村干部潜力

为给大学生村干部提供更多展示自我、施展才华的机会,滑县结合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在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和用人机制方面大胆尝试,拿出上官镇空缺的两个村党支部书记职位,在全县大学生村干部中进行了公开选拔。该县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和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按照网上报名、资格审查、现场答辩、党员干部群众评议、综合考察的程序进行公选。拟任用人员在镇、村公示一周无异议后,进行岗前培训,并通过“双向选择”与组织确定相结合的方式,确定任职岗位。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力抓手——浙江深入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纪实

为解决农村财务不公开、决策不民主、管理无规章等问题,2004年6月,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在全国率先创建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大胆创新举措,使浙江在加强基层民主管理和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迈出了积极的步伐。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纪委的大力推动下,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于2009年在浙江全省农村“落地生根”。实践证明,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探索,是规范村干部用钱用权行为、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力抓手,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载体。 2011年2月,中央多位领导同志相继作出批示,高度肯定浙江农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实践成果。为此,本-1：4记者目前专门深入到浙江农村进行了实地采访,请看本期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