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贸易纠纷中的技术性因素：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案件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仲裁案件的案例研究,多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磨擦中技术性因素的作用特征及作用机制,指出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技术性因素已占一半,仅靠司法调节可能赢了官司丢了市场.高度重视技术标准的作用,建立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不仅可以相对减少国际贸易纠纷,还有利于保护和扩大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实现国际贸易中的双赢.     

朱笑冬:从歌星到骗子

朱笑冬,46岁,吉林人。其实从朱笑冬到目前为止的经历看,应该可以归到枭雄那类人物。尽管由于诈骗罪成立,他可能要在监狱呆一辈子,但毕竟"轰轰烈烈"了大半生。据他的前妻何静讲,朱笑冬曾经     

身份最高贵的状元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此为人生四大幸事。其中犹以金榜题名难度最大，最荣耀。自从隋炀帝首开科举取士以来，无数的中国人都以能独占鳌头，蟾宫折桂而发奋努力，可是三年一次的大考，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取几百人，至于被称为状元的殿试第一名那更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所以在古代的民间，人们都把状元看做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     

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衡量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颁布实施的情况下,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衡量更显重要,主要体现为个人信息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数据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从法律依据看,我国法律文本中解决个人信息利益与其他利益冲突的规定主要体现为“数据条款”和“公共利益条款”。从司法实践看,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导致了其与个人信息利益的紧张关系,公共利益代表机制的多元加剧了其与个人信息利益之间的冲突,且呈现出“重追责轻管理”“重刑轻民”、救济机制不畅等特点。实现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平衡,在解释论层面需要强化处理个人信息基本原则、保护责任机制和侵权法律责任,在立法论层面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相关核心概念、创新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建立专门个人信息保护机构以及健全个人信息权益救济规则。     

困境与出路：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现实考察——以“东星航空破产案”为视角

破产管理人是破产程序的核心,新《企业破产法》基本构建了破产管理人制度。但＂东星航空破产案＂充分暴露出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体现在破产管理人的选任范围过窄,选任方式僵化,破产管理人的职责不清、责任不明、监督不力等方面。应重塑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确立其在破产程序中处于相对独立和中立的地位;扩展管理人的选择方式,严格限制清算组担任管理人的法定情形;完善管理人的法律责任,建立多层次的破产监督管理体系。     

“杨天庆涉黑案”的特点、成因与防控类似违法犯罪的对策

“杨天庆涉黑案”是重庆2009年“打黑大审判”第一案。该案既有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般特点,也有其个别化特点,前者使本案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后者使该犯罪具有残暴性、隐蔽性和迷惑性。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滋生和形成,主要源于溺爱型的家庭教育、基层行政执法不力、重庆的“袍哥文化”、刑满释放人员等的社会化不足问题等因素。为防控类似违法犯罪的滋生和蔓延,应针对这些因素采取相应对策。     

反思与厘定:行政问责制概念再探讨

我国意义上的问责制就是指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不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而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承担的是一种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其问责对象应是各级政府首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问责范围是因社会重大公共事件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以致有损政府和官员形象的行为。应将行政问责严格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泛化、滥化倾向。     

建筑房地产业的机遇和挑战

认真分析和研究,并正确把握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特别是中国目前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形势及国务院2008年11月5日发布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是从事建筑与房地产的专业律师迎接挑战和机遇的前提。     

让人民期待的正义及时得到兑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执行工作纪实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民群众不仅要求公正执法,而且还期盼公开透明;不仅要求准确执法,而且还期盼高效执法。法院只有充分考虑和把握人民群众的想法和感受,把重民生、排民忧、解民难作为确立工作思路的依据,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尽力满足人民群众这些新要求和期盼,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法院工作符合民情,体现民意,服务民生,才能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这是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党组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对抓审判工作形成的共识,也是该院审判工作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台湾转型正义问题初探

最近在台湾政坛和学术界,"转型正义"是一个热门词汇.作为一个新兴并不断扩展的领域,转型正义在实践中面临渚多困境.不同社会,政治转型的过程不同,对转型正义问题的处理也各有特点.本文从探讨转型正义的概念及实践入手,介绍了李登辉时期台湾当局对转型正义问题的处理情况,并分析了陈水扁当局如今热衷于转型正义议题的原因、特点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