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织渗透到多元化策略:执政党对人大的领导与控制方法研究

影响和控制代议机构是现代政党政治运作的共同特点.在实行宪政分权的竞争性政党政治背景下,最常见的制度化控制方法是议会党团制度.中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党国体制,其权力结构的特征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同心圆结构.在这样一种同心圆式的权力结构中,执政党对人大的领导控制在早期主要采用了“组织渗透+人事控制”的方法.改革开放后,伴随人大自主性、独立性的增强,执政党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控制策略.这些控制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制度化的方法和非制度化的方法两大类.前者除延续“组织渗透”和“人事控制”之外,还包括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制度、人大会议的科层化、信息交流控制和信息过滤机制、代表议案的过滤筛选机制;后者包括模拟投票、“组织安排陪选”等竞选策略、威权体制下基于恐惧的服从等.     

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问题与对策——以某地方政府为例

本文以某地方政府的实践为案例，分析了目前地方政府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仅需要观念的转变，更需要借助于一系列制度安排来“落地生根”。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回应性问题。本文从问题出发，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为背景，建议近期内进行十大制度创新。     

建设新型生育文化 促进社区文明建设

生育文化是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文化现象,它包括生育观念、生育知识、生育心理、生育行为等。新型生育文化主要包括男女平等、计划生育、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丈夫有责等内容。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就是要引导人们树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观念,树立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生男生女一样好的观念,树立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观念,树立要对子女尽到抚养和教育责任的道德观念,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通过各种形式倡导婚育新风,普及科学知识;采取有效的手段增强现代生育文化向传统生育文化的渗透力、冲击力和吞噬力,进一步加快新型生育文化的发展。     

中国公民参与机制类型及其选择逻辑——基于102个案例研究的再分析

通过对102个案例研究的再分析,本文归纳出中国公民参与机制的六种类型:消极行动、信息公开、信息收集、信息交流和沟通、协商决策以及积极行动。目前中国公民参与呈现"浅层次参与多,深层次参与少;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的公民参与中浅层次参与多,多个社会主体合作发起的公民参与中深层次参与多;大规模地区浅层次参与多,小规模地区深层次参与多"的特征。结合公民参与的主要发起者以及发生地规模,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公民参与活动中参与机制的差异及其选择逻辑。最后,本文对当前中国公民参与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公民参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民主行政与行政民主——兼论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与困境

民主行政与行政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论渊源,它们在参与的面向(主体)、追求的目标、主要论题域、主张的理性类型等各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按照民主化程度的“高-低”两分法,从逻辑上可以建构出民主行政与行政民主的四种关系类型.传统中国倾向于“低度的行政民主+低度的民主政治和行政”.受制于现行政治体制,中国近年来在民主行政方向的改革成效甚微,而在行政民主方向的改革却进展顺利.然而,行政内部民主的发展并未能促进外部公民参与,反而带来了一系列困境和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内在性”问题、地方政府权力出轨和行政的政治化.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将严重侵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带来政府治理危机.     

治理视角下的社区矫正政策——以N市社区矫正政策为例

社区矫正政策的出现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他们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中心形成了网络化的结构。治理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诸国家权威机关,他们掌控着关键性的资源,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主体——志愿者仅仅起着辅助性作用。国家权威机关之间的合作是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国家权威机关之间主要采用等级式协调方法,治理所主张的基于理性沟通和对话、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合作平台和机制还没有建立。     

取消“机关处室作风评议”的审视与思索

近年来,群众评议机关活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在这一评议活动中,党和政府组织借助绩效评估工具,实现了控制官僚与扩大公众制度化参与两种重要政治目标的有机耦合,同时还与当下强调＂群众路线＂的政治主旨相吻合,因而赢得了普遍的支持和关注。2009年,南京市在＂万人评议机关＂活动的基础上,开始对市级机关的重点处室作风情况进行集中专项评议（以下简称＂机关处室作风评议＂）,继而在江苏省范围内引发了不少地方的学习。     

从控制到治理绩效:中国党政干部分类制度改革研究

从1953年起,中国逐步建立起控制导向的干部分类制度--干部分部分级管理制度,该制度突出科层体系中的官一民身份界分与等级关系.2006年的干部制度改革强调通过分类优化管理提高组织效率,表现出管理主义色彩,势必加重效率至上、弱化公共责任和治理绩效等问题.中国党政干部分类制度改革应当从控制导向走向治理绩效导向,其基本特征是兼顾外部控制者、部门主管和普通公务员的需求,以实现公共利益、组织利益和雇员利益的融合.它是外部控制者实施监督以提高政府回应性和服务性的问责工具,是部门管理者通过人事激励与约束提高组织绩效的管理工具,也是激发普通公务员自主管理和发展的赋能工具.     

试论省校战略合作协议的法律性质

社会服务是高校的四大职能之一,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战略合作是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高校与地方政府在合作中经常签订校地战略合作协议,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双方的合作关系,其中省级人民政府与高校签署合作协议的情况比较常见,并且具有典型性。本文试图对省级人民政府与高校之间签定的省校战略合作协议进行法律视角的分析,进一步明确其法律性质、协议的履行原则以及出现纠纷后可以采用的救济措施。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当今科学技术进步加速、市场竞争加剧的年代。技术创新已日益成为企业发展依赖的柱石。文章从企业技术创新与综合国力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分析了当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