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五次全会精神和吉炳轩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践行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新理念、抢抓机遇，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企业家论政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吉林省副主委,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兰云升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改造必须进行,不改造、不改制不行。有发展前景的,而且有市场的,不改造就是慢性自杀,就是在等死。倒过来讲,企业如果在投资项目上、决策上失误, 盲目上项目,铺摊子,低水平重复建设也不行, 这样,企业就会背上沉重的包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找死。     

中国历史上的高寿帝王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到底有多少位帝王,各说不一。如果把秦始皇以前历时840年的东、西周朝和春秋、战国时代之王、公、侯加进去,就更多了,这些君王总共121位,公217位,侯23位。若再把周朝以前的商朝、夏朝60帝也算进去,中国帝王就有829位了。这些帝王,虽然自命天子,山呼万岁,但真正的长寿者不多,短命者却不少。仅仅五十岁以下的就占一半以上（秦始皇以前的大多不可考）。超过80岁的则只有六位,     

塞罕坝精神：奋斗创造绿色奇迹

<正>60多年来,河北省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在沙地中造林,在荒原上建设,创造了“变沙地为林海,让荒原成绿洲”的人间奇迹,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忠于使命、艰苦创业、科学求实、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塞罕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塞罕坝机械林场时指出,要发扬塞罕坝精神,“把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发展好”。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原告资格认定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力图使2015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法在全面贯彻党的依法治国精神的基础上,破除行政诉讼中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困境。该部新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仍将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本刊特邀法院、检察院、政府法制部门及有关高校和律师界专家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新法的施行、完善有所裨益。在对修改前后的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新法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从实务视角,以具体个案为依托,在分析行政诉讼立案状况、原告资格设定目的等问题的基础上,探讨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后原告资格认定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以上海为实例,分析新法对区县政府为被告、跨区域、经复议案件等特殊案件管辖的变动规定,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依据实务需要,以诉权保障、起诉条件审查、行政争议解决为核心解读从立案审查到立案登记的转变;分析诉讼类型化将对行政审判产生的影响并提出完善建议;分析新法施行后审判各方在受案范围、复议案件被告、裁判方式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参照《民事诉讼法》,研究新《行政诉讼法》对于检察监督的规定,明晰尚需研讨问题所在。     

试论国际金融安全网的加强

现存的国际金融安全网包含四个层次:自我保险、双边协议、区域融资安排和全球融资安排。加强国际金融安全网的重点在于后两个层次,区域融资安排和全球融资安排还存在两方面缺陷:金融救助资源的数量不够充足和获取救助资金的途径不够灵活。加强国际金融安全网需要促进各层次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并进一步增强IMF的融资能力,后者要求推进IMF治理改革,以增加总份额和新兴经济体的份额比重。此外,还需要有一种机制来平衡危机救助机制的灵活性与有效控制道德风险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关系。     

拾取“遗忘物”法律性质研判

遗忘物不同于遗失物,对它的认定不以限定于特定场所或有效管理场所为前提,且特定场所管理人对遗忘物也无安全保障义务,对其控制和占有仍应坚持具体、现实的占有意识和事实;若持有人在公共场所对财物不能实施有效占有,财物则有可能被认定为遗忘物。当然,有必要通过归纳遗忘物认定的标准以对办案形成具体指引,同时贯穿刑法谦抑和宽容之理念、坚持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并最终接受社会一般观念的审视。     

生态治理实践中的观念清理与制度治理

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是生态治理实践。生态治理实践中无论是实践主体亦或客体,都有各自不同性质的表现与限制,但是都必须由实践主体来调整、控制并作出不同评价与有效治理。当前中国必须在精神维度上清理四种具有不良影响的观念:一是以牺牲生态追求唯GDP增长论,二是过度消极的渺茫论,三是过度虚发的速胜论,四是忽视主体的自然恢复论;同时,中国也必须在制度维度的三个层面上从严实施制度治理:一是在国内外乃至全球层面必须从严实施制度治理,二是在我国自然保护区及相关层面必须从严实施制度治理,三是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这一生态治理的重点层面必须从严实施制度治理。     

《大唐西域记》的文学归属

除史地、宗教、民俗、中外交通等领域外,《大唐西域记》在文学领域的价值也很珍贵。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首先应确定其文学归属。目前,对《大唐西域记》的基本认识主要有游记、行记、传记、报告文学、新闻文学、回忆录等。以上归类认识,各有其归类理由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均有缺憾:或者因视角单一而无法兼顾《大唐西域记》的其他特质,或者归类间互有重叠而身份难辨,或者会因传统认知对《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造成遮蔽。打开视野和思路,跳出文体认识的局限,从《大唐西域记》深湛的宗教性内涵和多样的文学表现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出发,将其归入宗教文学(佛教文学)这一大的范畴,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这样处理,在突显《大唐西域记》自身价值的同时,可为数量众多的同类作品找到一个共同的归属,也为中国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为促进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提供一个典型的范例。同时,《大唐西域记》人文意蕴较为丰富,如伦理观念、生态意识、警示意义、求真精神、理想主义、开放心胸等,将它归入宗教文学,并非是要回归传统的宗教性解读,而应着重发掘、整理和研究其宗教性内涵中有益于当下、有益人的资源,实现其现代意义和价值。     

上诉权的现实与理想

上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入不服一审裁判而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刑诉法已明确被告人的上诉权且以“上诉不加刑”原则予以保障,尽管条文没有明确辩护人授权后的上诉方式,但口头上诉应具有与书面上诉同等的效力,这是条文逻辑的自然顺延;而对于被害人的上诉权基于追诉权由公诉机关垄断和代表而被主动忽视,但双方的立场和利益维护并非完全一致,被害人的诉求和主体地位难以得到回应和体现;作为法益损害的被害人理应被刑诉法重视和关注,这是现代诉讼三维结构模式的基本要义.因而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既能够纠正和避免一审判决错误、完善诉讼结构模式,又不会对上诉不加刑原则、公诉机关职能和诉讼效率造成实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