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要素的财产价值与人格权关系之辨

人格要素的商业利用为人格权主体创造了财产价值,但它并不适宜被归列到独立于人格权之外的一项财产权中:首先,需要反思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区分标准;它并非建立在权利是否具有财产价值及可转让性之上,而应当为权利客体的属性——能否永久地外在于主体。其次,人格要素的商业利用并未改变人格要素的内在于主体的属性。所谓的“外在性”只是技术发展带来的手段及工具意义上的。它决定了以人格要素为客体的权利只能属于人格权,人格要素所带来的财产价值乃人格权权能的体现。财产利益与精神利益不可分割地交织于人格权中。这种构造不仅与人格权的受尊重权的属性及专属性并不冲突,而且回复了人格权的原貌,能更好地实现人格的价值。     

论民事再审之诉的客体

民事再审制度改革是当前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建立民事再审之诉,作为民事再审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但是,对于如何构建民事再审之诉,尚有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哪些生效裁判可以提起再审之诉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政府、企业以及公民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世贸组织的宗旨和原则为我们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在构建政府绩效指标体系的过程中不仅仅单纯的追求经济的增长、效率的提高和投资规模的最大化,还要把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指标,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指标,公开、公平、公正性指标,开放性指标都融入其中,作为评估政府绩效的依据,合理的评估政府绩效,最终提升政府绩效。     

桂林市融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对策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将给广西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桂林市作为广西的主要城市之一,同样面临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拟从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桂林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入手,对桂林如何利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机遇,主动融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快自身发展作一些初步探讨.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初探

非洲联盟的建立是后冷战时期非洲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非洲大陆本身面临的危机和冲突所作选择的结果。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是有效处理地区危机和冲突的集体安全和预警机制中的重要一环。本文首先分析了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建立、性质、目标、职能、权力和机构设置 ,进而剖析了其与国家主权、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 ,认为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建立是国家主权让渡的一种结果 ,它与联合国安理会之间存在内在的协调。     

共产党人价值观的体现

郑培民精神应运而生,它集中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一)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献身党和人民的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郑培民同志在日记中写道:“根本是理想和信念问题,而总开关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信念的动摇,必然导致思想道德防线的全面崩溃”。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我决心树立坚定的革命信念”,“始终做一名合格党员,为党添光彩,为党的事业的胜利奋斗终身。”正是有了共产党人这种理想信念,他才甘当公仆,自觉奉献,不仅无怨无悔,而且备感无上光荣,永葆共产党人的政…     

民警执法观念变革及其方法论的思考

推进执法观念变革确有必要;在我国的现实法治环境中,“硬着陆”是无法回避的必然选择;但同时又必须对若干负效应加以必要的警惕。通过加强制度法规体系建设,培育整个社会的民主法制氛围,解决基层公安机关的现实困难,执法观念革命的目标则能实现。     

從中國视角看國際商事争議解決的發展趨勢

随著跨國經濟貿易活動日益频繁,國際商事爭議必然會越來越多。如何公平、合理、高效地解決國際商事爭議,促進國際商事交往的正常發展,無疑成爲當前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話题。本文主要從中國的視角來谈谈近年來國際商事爭議解決遇程中呈現出來的一些發展趨勢,我们把這些發展超勢概括爲三個大的方面：     

公共服务“逆向合同承包”的制度选择逻辑——以广州市环卫服务改革为例

在中国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务,特别是环卫服务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值得学术界与实践部门关注的“逆向合同承包”的现象。导致基层政府做出“逆向合同承包”选择的原因,可以通过交易费用理论和中国基层政府的激励结构来加以解释。交易费用会提高合同外包的风险,这些风险部分来自政治一行政的双重体制,部分来自于市场体制。交易费用影响基层政府官员政策选择的途径既体现在经济维度上,又体现在政治维度上。尽管市场化可能会降低生产成本,节约组织费用,但是由此而来的交易费用却会降低基层政府官员对于上级政府重点关注又可以直接考察的政策项目的回应能力,使基层政府官员在升迁竞争的“政治锦标赛”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当基层政府官员感觉到市场化限制了他们对此类政策项目进行回应的能力时,中国基层政府现有的问责、晋升和监控机制就会使他们有很强烈的动机去选择“逆市场化”的政策方案,导致公共服务的“逆向合同承包”。     

财政分权、政治晋升、环境规制失灵: 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环境资源的公共产权属性决定了其容量的使用需要环境规制.对地方主要政府官员的政治激励约束机制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绩效的主要因素.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绩效的路径选择关键在于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制度安排,在于建立政府、生产企业、社会大众利益相协调的激励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