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中国外交研究综述(1993—2013)

本文旨在探讨从1993年到2013年间越南对中国外交的研究状况。越中关系正常化以后,特别是随着1993年中国研究中心的成立,包括中国外交在内的中国研究在越南进入一个新阶段。越南不仅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后备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不小进展,与此同时涌现出不少关于中国外交的研究成果。然而,至今尚没有专门的文章总结越南的中国外交研究。本文将分析1993年以来越南出版的关于中国外交的研究成果,分为中国总体外交政策、对外关系和越中关系三个类别,分析各自的特点,并介绍研究机构、队伍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     

智利提高中小微企业生产率的政策及问题

智利中小微企业数量庞大,但其生产率与大企业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不利于国家整体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的改善。1990年文人政府执政以来,智利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提高中小微企业生产率的公共政策,以改善生产结构异质性,促进生产全面发展。在这些公共政策的推动下,20年来智利中小微企业在融资能力、技术水平、创新能力以及出口能力上取得一定进步,但由于政策结构不平衡、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政策的成效受到影响,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中小微企业与大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依然较大。     

建议调整疫情风险等级中“低风险地区”评定划分及命名

近期我国的疫情防控不断出现新态势,一点连多线和局部聚集性疫情时有发生。按目前常规做法,一般根据局部地区疫情发生情况,将地区疫情风险等级划分为"高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及"低风险地区"。其中"低风险地区"特指无确诊病例或连续14天无新增确诊病例的地区。在同一城市中,可存在高、中、低风险地区并存的情况。     

归侨省长黄清渠

一位戴着轻度近视眼镜、身穿白衬衫米黄色西裤的英俊青年，依依不舍地辞别前来送行的人群，扶着舷梯登上了开往香港的海菲号邮船。再过几天便可以回到梦寐以求的祖国了，他那波涛起伏的心情怎么也无法平静下一、海外归来来。这青年人，就是后来被誉为赤子丹心、归侨楷模和担任广东省政府、政协以及中国致公党中央要职的黄清渠。他，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在福建省南部的龙岩市龙门镇赤水桥村一户农家出生。四岁的时候，跟随母亲彭君娇下南洋，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在印度尼西亚谋生的父亲黄复康。祖国卢沟桥事变后，黄复康因投入抗日救亡洪流…     

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与结构重组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很强的思想开拓性、理论深刻性、方案操作性，全面完整地提出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方针。这样全面而系统地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明确界定国企必须控制的领域，不仅是在我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首创。     

试析教育与拉美中产阶级的代际流动性

位于收入中间阶段的拉美"中等家庭部门"的教育水平为接受部分的中等教育,并基本就读公立学校。其教育的代际相关性较强,教育流动性甚至低于贫困和富裕家庭部门。由于中等教育贬值,且公立教育质量低,其教育回报率与初等教育相差无几,而与高等教育相去甚远。因此,中等家庭部门在就业和劳动收入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代际流动性低,代际收入地位的复制性在加强。这证明了布劳、邓肯所认定的"教育与代际流动性密切相关"的结论。各国应通过增加基础教育公共投资并向中低收入者倾斜、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发展职业培训等措施改善这一状况。     

现代演化经济学理论研究新进展

自从纳尔逊(Nelson)和温特(Winter)的开创性工作以来,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与复兴已历经30年,经济学中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应该从过分机械的均衡分析转向基于复杂系统的演化分析,而演化经济学也可能在未来日渐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现代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分别涉及到个体行为假设、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演化经济学数理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主观博弈模型)以及共同演化理论等领域,可以预见,未来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互动和交流将更加频繁,演化分析与均衡分析的范式融合将更加紧密.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需要效能监察

效能监察是监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促进勤政敬业，实现廉洁高效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对国企改革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就此谈点粗浅的认识和体会。 首先，开展效能监察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解决国企产权模糊，国有资产无人负责以致大量流失，经营管理者负盈不负亏，监督制约往往是软约束等问题。开展效能监察正是对监察对象执行法规政策、履行职责的监督检查。它既可从国有资产流失的环节和问题入手，查明情况和原因，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企业用人制…     

郑超麟与中共福建[一大]

1992年9月和1995年10月,本文作者两次赴沪访问耄耋之年的郑超麟先生,请他回顾了他与中共福建“一大”的特殊关系。作者将其谈话整理成文后,又进行了查考和订正,现刊登如下,想必对进一步研究中共福建“一大”的历史,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