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问题及改革--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学分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当代经济体制是为适应日本战后的经济环境、经战后改革而形成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本文指出近些年来,强调日本战时经济体制是战后经济体制的原型,认为二者的关系是未经战后改革而割断的"持续"关系,已成为一股强劲的学术潮流,传统观点已遭到动摇.本文还提出了日本经济体制的几项特征,对这些特征逐项进行了扼要的历史考察,并论述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以及当今日本的改革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论当代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及其政府的责任

目前,随着对公共产品属性认识的深化,人们提出并论证了私人参与公共产品提供的必要与可能,从而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推动了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改革,构成了当代公共产品提供方式由不同的生产方式与提供方式组合构成的丰富内涵,同时提出了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基本责任。     

关于社会弱势群体帮扶政策的思考

现阶段我国的弱势群体绝对数庞大,增长趋势明显,其构成成分复杂且生活与心理问题严重,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弱势群体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的突出问题.社会各界需要对这一群体倾入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社会性别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对社会性别的马克思主义诠释是社会性别理论本土化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需要。本文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消除不合理性别差异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制度文化的变革。社会性别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忽视生理区别、片面归因于文化、抹杀性别差异的局限,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加以补充和校正。     

房地产业市场化与政府宏观调控

针对当前一些人反对政府调控房市的几个主要论调,必须明确澄清:1、宏观调控非但不与市场经济相矛盾、不是走计划经济老路,相反是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2、需要不等于需求,非理性的投资需求只能是滋长泡沫的有害性需求,绝对不代表房市的真实需求;3、房市调控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增长,而恰恰正是为了不让房地产泡沫要挟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4、避免房市大起大落并不是保证房价只涨不跌;5、拼命反对调控房市的那些“市场经济卫士”,并非真的是要实现和完善市场化,他们的一些论调,难免让人生疑。     

关于构建现代社会治安防控警务机制的几点思考

构建现代社会治安防控警务机制,其基本内容主要是建立健全以快速反应为目标的统一指挥机制,以屯警街面为重点的动态治安巡逻机制,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以社区警务为载体的社区治安防控机制,以流动警务为主体的农村治安防控机制,以落实治安责任制为主的内部单位治安防控机制,以危险化学物品管理为重点的治安管理机制,以高危人群为重点的实有人口管理机制,以大型活动为重点的公安保卫工作机制,周边省、市、县公安机关之间相互协作对话机制.为此,一要加强组织领导抓落实;二要完善科学的考评激励机制;三要推进治安防控工作社会化;四要改革完善警务工作机制;五要推进情报信息体系建设;六要提高广大民警综合素质.     

比例原则与监听刍议--兼论监听立法之完善

监听是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在实践中已为侦查机关广泛采用,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之做出规制,导致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迫切需要立法予以完善.比例原则在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是其公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价值所在就是保障人权、防止权力的滥用.因此,比例原则与监听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她可以作为设计监听立法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标准,以此防止国家侦查权的滥用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的审查判断及排除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以其特有的客观性、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征而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着令人更为信服的证实作用,从而显示出实物证据的证明优势。但实物证据在刑事诉讼证明中,也存在其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实物证据的审查,应主要从其客观真实性、证据来源、保管和鉴定过程、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是否全面等方面进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实行有别于言词证据的裁量排除原则,即只有在相关部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才对其予以排除。     

浅析高层建筑消防给水方式的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密度不断增加,高层建筑也因此而大量涌现.在我国大部分城市的高层建筑物中,消防设备产品的选型、维护保养方面存在不足和隐患.选择合理的消防给水方式,在高层建筑消防给水系统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消防给水系统的有效使用和工程造价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本文针对高层建筑消防给水系统类型及给水方式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浅析给水方式选择的利与弊.     

论“知假买假”行为的反契约性及其克服

对法律实践中存在的“知假买假”现象,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惩罚性赔偿时其是否适用,包括是否赋予“知假买假”者以消费者地位,其打假行为是否具有价值正当性的争论之中.但是,忽视这种行为的反契约性及其折射出的社会风险,必然怠于反思正当的规制路径.本文认为,应当以剖析假冒伪劣产品存续的时空条件为基础,确定政府、“知假买假”者和消费者在制假售假社会防治网络中的合理地位,以实现社会风险防控和契约精神捍卫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