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基苯丙胺致多巴胺能神经元毒性机制的研究进展

甲基苯丙胺属于苯丙胺类中枢兴奋剂,目前其滥用趋势严重。研究表明,甲基苯丙胺对动物及人类大脑纹状体多巴胺能神经元具有毒性作用。其毒性机制包括多巴胺信号转导影响和多巴胺的氧化作用、谷氨酸介导的兴奋性毒性作用、氧化应激和细胞因子的形成、线粒体功能紊乱、神经细胞凋亡、神经胶质细胞的活化以及高热等。但甲基苯丙胺对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毒性机制并不完全清楚,本文结合文献对此进行综述,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论我国反收购制度及其缺陷

我国《公司法》、《证券法》没有对反收购行为进行规制,使得反收购行为处于无序状态。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被收购公司针对收购行为可以采取措施,隐含着对反收购行为的规制,这对于规范目标公司的反收购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就反收购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缺陷进行了分析,并希望通过修改《公司法》、《证券法》对反收购行为予以全面规范和完善。     

我国民事执行回转理论基础与制度构造的革新

我国民事执行回转制度一方面因在实践运行中背离民事诉讼法的立法趣旨,出现了“审执合一”的程序构造和可能被执行回转之诉替代之问题;另一方面因生成于传统职权主义诉讼体制,又面临着理论基础和制度构造都需要彻底改造的问题。相较于其他被执行财产事后救济制度,民事执行回转制度对于实现诉讼经济和诉讼迅速的理念,促成纠纷一次性或最大化解决,有着十分明显的制度优势。因此,将民事执行回转制度由职权进行主义运行模式改造成贯彻处分权主义的运行模式,使之在保留原有制度功能及优势的同时,又符合新时代民事诉讼的发展需要,是当下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过程中应予充分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具体制度构建上,应将不当得利之债规定为民事执行回转制度的实体法基础,并将其定性为实质诉讼规范;坚持审执分立的程序构造和排除另诉的处理方案;将回转制度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审判程序”编中,并设立裁判解释程序。     

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伊朗的国家地位问题

自美国总统克林顿1997年5月为惩罚伊朗核计划而签署单方面制裁的行政命令以来,“伊朗核问题”已经存在了13年。13年以来,伊朗在发展核技术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联合国安理会从2006年起已相继通过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1个警告决议和3个制裁决议,新的决议也在酝酿之中。     

日共对资本主义内部新社会因素的认识及其启示

资本主义内部新社会因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但在相当长时期却被视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受到批判.二战后,资本主义各国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新社会因素的思想因而被国内外一些学者重新提出并受到重视.日共认为, 21世纪是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新体制条件成熟的世纪,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已孕育成熟了新社会因素,成为建立新体制的重要基石、强有力基础和重要线索.在当代,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因素思想,对于我们科学理解其两个必然理论,把握发达国家的发展变化与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发展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对行政执法的影响

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社会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而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是实现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要求,本文从行政执法的角度分析构建和谐社会对行政执法的影响,以期待完善行政执法质量,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实现和谐社会。     

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制逻辑与适用路径——以《民法典》与“医事法”的协调为视角

为推进对《民法典》的规范阐释,促使其与医事法的衔接、互补,应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制逻辑与适用路径进行明晰。医疗损害责任整体延续了《侵权责任法》的概念体系和框架结构,在说明义务、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构成等方面加以创新。其作为《民法典》的具体规范,对总则编之规定予以遵从,是侵权责任编一般规定的特别法;其作为医事法的基本范畴,处于上位效力层级之中,与其他规范条文形成条件关系和并列关系。鉴于此,应遵循从民法典到医事法的适用路径,藉由内外在规范的自足与互助,明确规范条文之间的内在关联,实现规范概念的阐明和规范内涵的拓补,以推动《民法典》相关规则的贯彻实施,促进我国医事法学的蓬勃发展。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进程内在关联性研究

城市化作为二三产业发展在城市空间的动态物化载体,必然反应出区域特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进程之间存在着较密切的关联性,这种内在联系颇值得探讨。本文通过系统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与产业结构变迁、产业结构偏离度之间的关系,并着重剖析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对城市化的弹性影响,最后从优化产业结构的维度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对策建议。     

基层社会组织生长的政策支持: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外部环境提供的必要资源,资源的供给和获取建构着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从这一视角看,我国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动力来自市场经济资源、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需求资源的释放,但在现实中却面临着资源不足、过度依赖政府以及非营利性误读导致的政策约束等问题。在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架构下,政府要有效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必须善于把社会组织的资源依赖转化为政策工具,既为社会组织的活力拓宽空间,又对其发展方向进行引导规范,进而实现基层社会组织既有活力又可合作的制度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