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道路交通参与主体安全化研究

生命周期理论是研究生物主体行为的重要理论。道路交通参与主体如行人、机动和非机动车驾驶员和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同样具有生命周期现象,其生命周期阶段表现出的交通安全特性各不相同,其对安全化对策选择也不同。因此,培养不同的道路参与主体安全意识和道路交通行为习惯是创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的主要途径。     

试析19世纪西伯利亚政治流放者在俄罗斯思想形成中的作用

西伯利亚流放史是一部充满血和泪的历史,其罪恶自不必言,然而在这血和泪的洗礼中,西伯利亚这片沃土孕育了流放者的思想之花,西伯利亚流放者为俄罗斯思想的形成奉献了一己之力。可以说,流放犯在流放期间的思想成果是俄罗斯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以19世纪的政治流放者为最。     

论共同过失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这一方面在立法上承认有共同过失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又不确认其为共同犯罪,这与现实情况及共同犯罪的法理极不相称。因此,我国刑法在立法上确认共同过失犯罪为共同犯罪,并完善共同犯罪人和刑事责任的规定,确属十分必要。     

我国公务员能力建设体制问题研究

实现公务员能力建设的本质性飞跃必须依靠公务员管理体制的全面完善与提高。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公务员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选人用人机制、竞争激励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培训制约机制等体制性障碍,提出应全面完善公务员相关管理体制,探索出公务员能力建设工作的新途径,以取得我国公务员能力建设的本质性突破。     

严重暴力犯罪的控制与预防

严重暴力犯罪,包括涉枪、绑架、劫持交通工具、爆炸等各类案件,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极大危害.同严重暴力犯罪作斗争,要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预防.如何抓好预防应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要加强对重点单位、重点人的预防保卫工作,预防工作中的重点包括刑嫌分子、重点要害部位,社会复杂场所、交通工具等.二要大力缓解各种矛盾,以减少或避免严重暴力犯罪--特别是爆炸案的发生.三要大力消除作案条件,严格枪支弹药的管理,严密金融财会部门的防护,加强对公共复杂场所的监控、坚持对重点地区巡逻制度.四要积极侦破预谋案件.     

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缘起

"一条线"战略的缺陷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根本原因。此战略的实施揭示出苏联的战略困境,增强了中国应对苏联战略压力的信心,使中国具备了战略调整的前提。"联美反苏"的构想给美国造成了中国有求于人的印象,导致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为打破"一条线"战略束缚对美政策的局面,中国在"八一七公报"谈判中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从而牵动了外交战略的调整。这次调整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国对美、对苏和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与美国战略合作的地位相对降低,开启了中苏关系缓和的进程,重新重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论医疗行为的界定

医疗过失的认定是确定医方医疗损害责任成立的前提,而认定医疗过失必须首先明确何谓医疗行为。在认识医疗行为法律性质和医学特征的基础之上,参考我国内地及台湾地区学者对于医疗行为的定义,借鉴日本对医疗行为定义的学说,从主体特定性、行为专业性、目的不限于治疗疾病等方面对医疗行为进行界定。     

权力与稳定

目前关于权力与权利的讨论在法学、政治学、史学和三农研究诸领域不绝于耳。本刊为此特组织了三篇论文,希冀从人类学的角度为这样的讨论提供新的观点和视角。参与本次笔谈的三位作者从自己学术训练所提供的维度,就个人生活体验与田野实证经验,对权力运作、政府治理术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效应进行深入的探讨。本刊编辑部本着尊重学术自由的精神,刊载他们的论文,以期引发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在社会急剧变化尤其是许多变化是在政府主导之下所出现的如费老所谓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的当下,我们应当关注这样的变迁对社会的长远影响;同情与关怀卷入变迁漩涡中的弱者是时代对一位学者的最低要求——无论他所关注的问题是纯粹的象牙塔式的,或者是直面社会的,都应当要有这样的同情心。     

社会政策预防犯罪的依据——以犯罪学为视角

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说，社会政策较之刑事政策更为积极主动，更符合人道精神。社会政策预防犯罪既有理论依据，也有实践依据。从理论方面来说，人的行为具有社会性，犯罪行为作为人的行为的一种，自然也具有社会性；犯罪原因尽管多种多样，但主要是社会的。从实践角度来看，我国现阶段犯罪高发的原因不在于刑罚不严厉，而在于诱发犯罪的社会问题随着社会的转型愈发严重；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社会政策预防犯罪的作用，联合国的预防少年犯罪准则也强调社会政策的运用。     

Decomposition of embodied exergy flows in manufactured produ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carbon tariff policies

This article uses the concept of embodied exergy as metrics in designing incentive policy instruments to tackle the inefficiency of energy operations. Based on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and energy’s economic properties as both a private commodity and a public good, it maintains that energy can be measured by separating the useful exergy embodied in a manufactured product from its waste exergy (anergy) as emissions and sunk wastes in a production process. It is rational to benchmark the content of useful exergy embodied in products for any incentive policy design to encourage green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uses trade data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the EU countries to compare the embodied exergy and waste exergy embodied in traded manufactured products. It proposes using a negative value-added tax as an incentive instrument instead of full-scale carbon tariffs to encourage green production and to fence against carbon evasion behavi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