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会的五大优势

与西方国家工会相较,中国工会具有以下五大优势：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二是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优势;三是工会性质和基本职能的优势;四是维权观念和维权机制的优势;五是组织体系和联系群众的优势。     

民事法律监督视野中的“先法后检”模式

"先法后检"模式及相关立法造成两次再审,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对恶意诉讼的打击等方面未予以例外规定,拉远了检察院与当事人间的"距离"。为此,检察院应树立科学的执法理念,严格执法,积极与法院合作,确保该模式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良好的成效。     

高利转贷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争议问题

高利转贷罪是针对信贷资金的犯罪,其所要求的"转贷牟利"目的可以产生于套取资金之后,所牟之利也不仅限于金钱,亦应包括非物质利益.金融机构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成为高利转贷罪的主体.对信贷资金的非法取得、违反规定使用都属于"套取"行为;是否"高利"关键在于转贷的利率是否高于其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时约定的利率;认定"违法所得"应限于获取的利息差.     

整合业务流程管理实施模型研究

整合业务流程管理是当前企业管理发展的趋势。从管理体系、信息支持、岗位支持、知识体系、绩效体系等方面进行流程管理的整合,是提高流程效率、发挥流程职能的基础和关键。建立以业务流程为核心的整合流程管理体系,将会使企业的经营运作更好地面向客户需求,发挥流程的价值和创造作用,从而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增强企业凝聚力与核心执行能力。     

知情同意原则的专利法回应--生物材料使用者的揭示义务

自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事先知情同意原则以来,国际社会一直为建立更有效的生物材料国际保护机制而努力。本文认为在国际生物材料特殊保护机制确立之前,在充分发展的国际专利法体系中有所落实的事先知情同意原则,可以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是较为现实的选择。修订后的专利法可以要求生物材料的利用者在申请专利时,揭示实施发明方案所必需的生物材料的来源,并提交已获生物材料所有人事先知情同意的证据。不过,专利法不应让专利机关对事先知情同意的证据进行实质审查,也不应要求申请人提交利益分享方面的证据。     

对劳动价值源泉的现代经济分析

世纪之交,劳动价值论面临着社会经济现实的严峻挑战。本文通过对现代价值形成的各类问题的分析,证明了劳动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剔除了劳动价值论中某些不符合实际的传统结论,澄清了人们对这一理论的某些简单化理解,肯定了劳动价值论仍具有巨大科学意义,足以充当现代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工具。     

商标权与地理标志权的博弈——兼评“鲁锦”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案

已注册商标是否是通用名称的判断需要尊重该标志的历史发展、其使用的广泛性.如果未达到公众普遍使用其指称某类商品,而仅仅是特殊商品的名称,不能认定为通用名称.符合地理标志构成要素的标志上可以产生地理标志权,商标权无权禁止地理标志的使用.从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原则出发,商标权与地理标志权博弈后的支配性策略应是一种并存方式的合作.     

视听作品画面与内容的二分思路

在现行著作权法下,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是否或如何覆盖非连续画面内容,并不十分清楚。实务中,如何看待视听作品所含内容对视听作品独创性和权利归属的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决策者应当接受画面与内容二分思路指引,消除视听作品著作权规则的模糊性。在二分思路下,视听作品独创性体现在画面制作的三个环节,即过程事件的可视化、连续画面的拍摄和后期制作环节。视听作品著作权保护限于连续画面本身。非画面内容应按照传统作品类型分别予以保护。内容贡献者如果没有参与上述任一画面制作环节,则没有对视听作品的独创性做出贡献,也不影响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二分思路可以很好地解释复杂的网络游戏画面著作权争议,展现了宽广的应用前景。     

儒家思想在张大千人生经历与艺术创作中的体现

儒家思想体现的人生观包含十分丰富的积极因素,包含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仁爱思想,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以及爱国的精神与气节等。张大千是一位我国现代伟大的国画大师,他对朋友、后辈的关爱体现出儒家的仁爱思想;他对绘画艺术创作一生不知疲倦的追求体现了儒家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他在抗战期间的爱国情操以及辛勤地到世界各地宣传中国文化体现了儒家爱国的精神与气节。张大千一生的人生经历与艺术创作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     

人工智能与公共管理研究:技术可能性、议题重构和治理创新

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的变革影响引起了公共管理领域的普遍重视,但在强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必然导致自动化、智能化社会形态的前提假设下,相关研究可能继承了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思维,从而低估了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的潜在贡献。自然科学视角对于强人工智能的否定揭示了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多种技术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从个体、组织、全球三个层面的议题重构更多强调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社会变革过程的影响,而由此启发学科、制度、政策三方面治理创新进而推动相关理论和实践以更为开放的态度面对新技术带来的变革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