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的抉择: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基于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市场特殊性的分析

医疗卫生改革理应寻求解决民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市场是医改中所有问题的归结点.在对医疗卫生服务与其市场的特殊性进行分析中,表明医疗服务市场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针对其特点进行合理界定,既否决单纯的市场主导,也否决一味的市场化,而是二者的理性结合.     

有限责任视野下公司内部人控制的合理性分析

内部人控制是现代公司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运用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公司独立人格制度和权利义务对等原理对内部人控制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就公司权力配置的应然状态而言,内部人控制有其存在的制度空间、组织基础和法理依据,其作为经营管理层面上的控制权,存在于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所构建的权利和利益平衡体系之中.     

高伤亡状况下对警察勇敢观的重新思考

在社会生活中,较高的公安民警伤亡率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长期以来,许多警察对勇敢的理解和认识有偏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导致警察高伤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当前公安机关强调以人为本、从优待警的条件下,借鉴古代思想家对勇敢范畴的认识成果,警察勇敢观应具有四个方面的内涵:面对危险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遇事沉着冷静、敢作敢为的心理品质,机智果敢、多谋善断的意识,克敌制胜与自我保护两者完美结合的智慧。     

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在我国立法体制中的地位

作者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着手,阐析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内容及其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区别,进而指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是我国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立法体制上的反映,体现了我国立法体制的重大特色。     

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立法述评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澳大利亚加快了反恐怖主义立法的进程,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法对基础性概念进行界定,增设了恐怖主义犯罪罪名,完善恐怖主义犯罪的诉讼程序,对有关部门进行特殊授权,并且严格了对澳大利亚本土的防范措施.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立法采用附属式的立法模式,并涉及预防、处置及制裁等多重内容,体现了普通法系的"程序优先"的特征,极大地扩张了国家行政权力.随着反恐斗争的开展,普通法系国家愈加重视制定法的作用.但是,反恐怖主义立法引发的人权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     

万历朝鲜战争中的福兵与中朝交流——以游击将军许国威为中心

游击将军许国威率领福兵,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入朝参战,是万历朝鲜战争第二阶段东征明军的水师骨干力量.在朝鲜期间,许国威坚定支持面临弹劾的明军统帅杨镐,通过促使朝鲜上书陈情、联合明军将领上书等行动,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许国威将俞大猷系军队的军事技战术介绍到朝鲜,又将大量朝鲜文籍带回中国,推动了中朝的文化交流.朝鲜后期士人认为许国威是高丽士人金澍后裔的看法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PPMs标准研究

环境污染很大程度上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PPMs标准就是对产品的加工和生产过程所制定的特定的环境标准。PPMs标准作为国际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又成为影响WTO规则下自由贸易的一种壁垒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文在对WTO法规内外PPMs标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PPMs标准需客观地看待的观点,并对我国应当采取的法律对策提出粗浅建议。     

美国胡桃溪市和圣何塞市管理体制的比较及其启示

在城市管理体制方面,美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特点,主要的差别和变化表现在其行政管理职务的设置及其与议会的关系上.本文概括介绍了美国城市管理的三种基本体制,对胡桃溪市和圣何塞市两大城市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我国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虽于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证券市场严重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犯罪化了,但新刑法颁布以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关于此罪的规定很少被适用,刑法的预防、威慑和惩罚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这与日益严重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犯罪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笔者以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刑法规定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刑法、附属刑法、行政法规之间缺乏应有的衔接和协调而导致司法操作的困难。本文立足于刑法180条(修正案)的规定,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在主体、客观方面、处罚等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An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ing nations demand a different scholarly approach in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We advance an agenda for research that stands on four pillars. First, in the absence of easily accessible data scholars of developing world public administration must assemble it for themselves. Second, building and testing theory plays a paramount role because researchers face limited information. Thir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ulti‐nation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re often crucial and must be considered in study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urth, given the novelties and ambiguities researchers face,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must be integrated throughout the research process. Our article—and the articles in this volume—constitute a call for developing country research to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writ large, inform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states.